尋找在世間的影像-討論、筆記

講者：張歷君　　整理撮要：黎徤基

巴索里尼的電影一向予人一種激進、解放的意味，題材十分具爭議性。他的激進和解放的意味，不單局限於意識上的激進和解放，對於經濟科層建築的問題，也是他關注的一環。他的《定理》是他對資產階級的質問，甚至也是他對自己小資產階級身分的質問。巴索里尼的父親是法西斯軍官，而母親則反對墨索里尼，巴索里尼自己就曾是意大利共產黨的成員，但又因其性傾向不被接受而被開除黨藉。巴索里尼自小深受天主教影響，但他的作品與天主教會保守派的立場有很大的差別，對於宗教，他顯然持一種與保守派教會不同的詮釋。

講者認為巴索里尼在《定理》之中，運用了布萊希特的間離敍事法。布萊希特的舞台劇中，會用上很多第三人身敍事、誇張的演繹、不自然的燈光等表演手法，去提醒觀眾不要痴迷於劇場的情緒。《定理》對資產階級個人解放論提出質問：究竟純粹個人思想和生活的解放，在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有沒有出路？他藉此批判當其時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運動。他認為這種純屬個人的反叛最終都會被控制。無法成為有力反抗的個人主義，只能虛假地批判社會，純粹是小資盲目的反叛。

《定理》以一中產家庭為核心，從此片中探索中產階級，從常規的生活模式之中解放的可能。電影甫開場，劇中父親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工廠，讓工人成為工廠的主人。記者因此作出提問，導演特意安排父親一直被其他人擋住，令觀眾看不到他，反而令這些提問顯得像是對觀眾提出的。巴氏想透過這段記者的採訪，令觀眾一開始就思考資產階級放棄其身份的可能。而片中的黑白及靜默片段，是代表著人的極端精神空虛。片中的有意大利文和英文的配音聲軌，但兩條聲軌均故意不配合演員的嘴型，藉此突顯出一種疏離的感覺，令觀眾以免陷入痴迷觀影狀態。

《定理》除了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外，亦對宗教的保守思潮作出批判，提出另類的解放思想。《定理》縱然受不少保守派的天主教人士抨擊，但仍獲天主教國委會電影大獎，成為一齣被推崇的宗教電影。《定理》的突出之處在於將「解放」與「宗教」放在同一框架上理解，將宗教回歸到最基本的人性解放層面來探討。

講者引述一法國學者巴塔耶（Bataille）對宗教的理解，就是要突破理性勞動世界的計算式生活方式。在《定理》中，資產階級家庭突然有一客人來訪。那位男訪客彷彿如天使般降臨那家庭，以性行為作為一種儀式去解放了每一個家庭成員。他們有的似是思想上的解放，有的似是情慾上的解放。解放將主角的一家人帶出新的精神狀態。縱然有不少坊間的評論認為巴索里尼是情色電影的經典大師，但在《定理》之中他描述的性解放是相當剋制，點到即止，不帶露骨的鏡頭－－同樣的，這也是間離效果的要求。

《定理》的結局，指向戲中的兩大類的角色。女僕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同時，中產的家庭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女僕的結局是安祥地在工地中被埋葬，而中產家庭的成員，多進入瘋癲似的精神狀態。對於女僕的結局帶來的寓意，講者與聽眾並不一致，有認為是仍有解放的可能；有認為是與中產家庭被絕望地埋葬；也有認為埋葬亦有如工業會埋葬農業。講者認為父親放棄工廠的決定雖然是一種解放的可能，但中產家庭則因為與傳統、文化完全分離，一但改變就陷入空虛，即使將自己一切奉獻於工人階級，也無濟於事。同時有聽眾認為，作為一齣與基督教有關的電影，一個人赤裸進入沙漠，未必是陷入空虛，也可能是脫下一切，自省和重生的機會。

《帶攝影機的人》—最早期的MTV

講者：張歷君　　撮要紀錄：黎健基

維爾托夫的《帶攝影機的人》彷彿跟時下的MTV相似，拼貼、複製、解構等元素都可以在兩者之中找到。不同的是，維爾托夫的發揮，卻不單是說一些話並讓觀眾以純消費的方式去觀看。維爾托夫這齣紀錄片的目的是回應社會的所需，按社會「訂貨」（請留意下文解釋「訂貨」之意），以影片去補足現有社會上思考的不足。座談會用了這齣電影作為引子，思考維爾托夫的紀錄片觀照現實的方向，有何值得我們借鏡。

《帶攝影機的人》能夠成功拍下，實有賴於蘇聯當時的文化政策。維爾托夫為當時莫斯科電影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政府的資助下，維爾托夫創辦《電影真理報》、《電影週報》等，從而實踐其藝術的理想。《電影真理報》與《電影週報》是由蘇聯政府資助，由維爾托夫主持的雜誌式紀錄片，每星期由火車帶到各城鄉在車上播映，為大眾提供娛樂和帶給訊息給大眾。蘇共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相當自由，配合著新政權的成立，維爾托夫認為有創立新共產世界的可能，達致社會主義的理想，令經濟資源均衡分配，使人的生活有一個合理的水平。新共產世界當中，人應該可以得到均等的資源和機會，不會因經濟階級的不同而失去人應有的權利。在政府資助的自由創作底下，維爾托夫的電影可以不需有商業考慮，有更大的創作自由。可是，當史太林上台後，立即收緊藝術文化政策，將藝術創作改造為政府宣傳的喉舌。他禁上荷里活電影在蘇聯流傳，但他卻私藏大量荷里活電影。他愛好現實主義的戲劇文體，因為這種電影文體最方便政府宣傳其論述。在這個時代氛圍下，抹殺了當時百花齊放的藝術創作，維爾托夫自此沒有更出色的作品了。

《帶攝影機的人》依照現實取材，沒有故事式電影之中的元素，如︰主角、預定的場景、故事主線等。影片的內容大致上是拍攝當時蘇聯日常生活的情況。內容分多線並行而進，包括櫥窗、女子、日常的市面情況等，並非以敍述故事的形式而行。

維爾托夫的電影理念，與荷里活式電影截然不同。維爾托夫反對主題先行的荷里活電影，反對虛構劇場。他對虛構劇場的看法是負面的，虛構劇場是逃避社會現況，刻意避開社會的議題。即使具爭議的社會議題被納入電影之中，荷里活式電影的消費模式與其故事鋪陳手法，會令電影失去批判之效。因為，觀眾觀影的經驗，可能在電影院，又可能是家中的電視電腦，是個體性，沒有與人交流的空間。荷里活式電影的故事鋪陳，最後多為觀眾鋪設一些令觀眾感覺舒服的出路，切斷了社會批判的延續性。在消費過後，就會快速遺忘，對社會不作有力的改變。故此，維爾托夫的紀實電影運用了布萊希特的疏離效果理念。疏離效果與寫實劇場相悖，透過詩的對白、不合嘴型的聲軌、不自然的燈光等，使觀眾不能投入劇場，保持清晰的思路，以便批判。

維爾托夫提出了電影眼(kino-eye)理論，當中包含了電影視覺、電影寫作和電影組織三部份。維爾托夫擅長蒙太奇的剪接，從另一個角度觀照世界，組織出新的意義，成為他對真實的理解。維爾托夫在片中多番拍攝製作的過程，如︰剪接、攝錄，甚至是觀眾欣賞的情形，這種「揭露」的技巧，藉此令觀眾避免進入觀影的痴迷狀況。跟荷里活式的紀錄片不同，維爾托夫利用揭露技巧提醒觀眾製作者的存在，令觀眾意會這片的態度、觀點，只屬於他的個人立場，不是絕對的真實。

走入群眾，是維爾托夫的另一個電影理念。電影是當時二十世紀初的新媒體，各地的電影人的拍攝手法各有不同，百家爭鳴。維爾托夫取材於現實，透過「社會訂貨」模式去選擇拍攝的題材。「社會訂貨」是非消費化的選材方式，通過導演對社會的觀察，發掘他認為值得拍攝的題材，從而補足社會發展的不足，帶出反思和改進。維爾托夫自稱是製造者(producer)，而非創作者(creator)，因為他認為藝術工作是由生活取材，拼合而成，而不能憑空創造；同時，亦承認了藝術家與社會的關係密切。這就是展現出藝術家不應與群眾脫離的態度：藝術工作者並非高高在上，而群眾亦並非只有接收的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