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電影節影片推介:[勞工自拍:全球化地境]

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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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有個大而熱鬧的世界,但裡面沒有我們…」~一群印尼工人如是說…

而這個「我們」,慢慢想來,也不只是他們,也是我們。

看這個影片,第一個吸引我的亮點自然是「勞工自拍」。影行者一直都好想好想做到的工作,就係街坊自拍,工友自拍,忽然發現遠在我媽媽的故鄉處有一個德國人跟一個韓國人跑去找了一堆印尼工友自拍,怎能不深深被吸引,想快些睇片偷師呢?

自拍,原可以不是自吹自擂R討關注討like,而可以是呈現自己與身邊的人的生活,實事求是地探討當中的因由。

一直看,各種思緒一直在我腦海盆旋。

作為一個好想搞藝術普及化的人,我好想知兩個外國人跑去印尼的山卡啦,點同啲工友傾?後來據悉,原來,製作團隊本來是接了歐洲某大工會(歐洲勞工意識歷史悠久,工會強大超過香港的好多)的拍片任務,去拍一個關於全球化與勞工的故事。結果他們去到現場,發現種植園那兒有個小小的新成立的自主工會,那些工人都很有興趣自己拿起攝錄機拍攝,於是,整件事便變成與工友合作了。後來雖然付錢拍片的工會不大高興,但最後也贊成影片以這形式出品。而這個製作團隊亦在這次的經驗後,被工人教育了關於印尼的反共大清洗、全球化資本在人們心裡留下的遺害等等問題,後來就著這段歷史,拍出了[the act of killing]。

回到這個原點,當見到片中的工人們蹲著,圍著一幅解說全球化的圖不斷討論時,我真是,很羡慕呀……

當工人認真地拿著攝影器材,走過泥濘地去訪問其他工友,甚至一同設計一個小劇場拍攝,每一鏡都如此生猛。拍攝過程中,還包括一起看別的紀錄片的環節,村民們大家把自己對反共大清洗的兒時記憶抖出來,與所看的影片互相印證了以前沒有確認的事實,再一次證明藝術作品的未完成性:直到觀眾也填補了這個空檔,這作品才對這位觀眾有了意義。

談到反共大清洗,目擊同村被另一同村殘忍殺害,作為一個孩童,是什麼心情,能有什麼心情,我們成長於第一世界商業大城市的人, 無法體會……如是這些映後討論的紀錄,十分驚心……

雖然,最後看製作名單,剪接這一步還是由製作團體操作的,只是,一大堆工友的名單出現在[劇本寫作]這一項工作的後面……聽說電影節的朋友曾與那位韓國製作人透過SKYPE了解過工作過程,令我好期待放映及映後討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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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自拍:全球化地境]

29/10 1930 KUC SPACE

1/11 1630 深水埗公共空間

24/11 1930 嶺南大學 (康樂樓二樓空地)

(詳情: http://smff2015.wordpress.com)

費用全免 歡迎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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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電影節影片推介:[可行的另一種生活:向加隆尼亞致意II]

文:怡

偷偷先看了社運電影節的[可行的另一種生活:向加隆尼亞致意II],誠意向大家推介:

一班人要成功壓搾另一班人,那首先,要讓另一班人(至少受壓搾者中的絕大部份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壓搾的合理性,認同壓搾者定出來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通常都包括如下幾個關鍵詞的定義:

什麼是成功/有意義的人?

什麼是幸福?

什麼人才是[自己人]?

個體對群體的權利與義務:個體的自主在什麼情況下才應該受到其他原則所規範?

什麼才算是(值錢的)知識?什麼人可以擁有知識?

只要壓搾者們可以成功為社會整體定義出這些遊戲規則,那麼即使有普選,被壓搾者也很可能心甘情願大比數地選出壓搾自己的人,去統治自己。

那麼,試想像,如果大量被壓搾者都發現遊戲規則是不合理的,並發展出多元的、多姿多采的生活方式和幸福的定義,脫離對壓搾者邏輯的依賴,那又會如何?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地區,就有好多好多街坊,走埋一齊,高叫「另一種生活是可能的」!

他們發展出20-30人一組的消費者合作社、另一些社區貨幣、另一些處理金融的方法、另一些租屋和交租的方法、另一些上學和教育的方法、另一些對知識、互聯網、軟件開發的態度、另一些組織「家庭」的方式、另一些……

講到底,其實所有另一些的可能性,都只是想讓人可以過上人的生活,不用淪為為兩餐就咩都無的人。

只是,微小的力量要靠集結,當他們全部一起不再用主流商業社會那一套來生活

比如說,唔洗等啲老闆在手指罅到跌份工俾你做,都唔會餓死自己同屋企,咁咪自主性大好多囉;

比如說,唔洗等政府改變土地和房屋政策,已經可以通過不同的交換方式租到穩定的屋住,咁咪唔洗做樓奴囉;

比如說,唔洗等政府改善福利制度,已經可以唔洗靠錢而靠交換勞動力來生活,咁咪唔洗受啲政府官員白眼囉……

咁唔洗俾份工同層樓壓搾,大家都無咁燥啦,又多啲時間認識、關心下周圍的事物,咁要監察政府和政客做野,都有時間呀嘛!

查實,香港都有人嘗試開始做,不過就真係唔夠人去發揮到個力量,也因為太少人會有呢個對社會的想像。

想開拓社會改變的想像力,這齣影片可作為引路燈,不可不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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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睇:
[可行的另一種生活:向加隆尼亞致意II
20/10(
) 19:30 中文大學本部文化廣場

5/11 () 19:30 香港故事館

(詳情: http://smff2015.wordpress.com) 費用全免 歡迎捐獻

想像中的大遷徒,及其具體脈絡與效果 ——短評《未存在的故鄉.第一部》

周思中

想像中的大遷徒,及其具體脈絡與效果

——短評《未存在的故鄉.第一部》

曾經讀過一本關於1940年代末印巴分治的書,書名為《沉默的另一面》,書由許多篇口述歷史構成,都是由當時人講述英國人撤出所導致的大遷徙慘況。作者寫作的原意,是關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立國的印巴分治,一般論述都只關注政治層面,誰人執政、談判過程、政治利益如何分配等範疇;然而,整個由分治決定而導致的大遷徙,及這漫長過程中涉及幾千萬人所發生的各種暴力,與這些暴力對這千萬人所遺下的烙印,均是流行政治論述傾向忽略的。

事實上,印巴分治當然並不是唯一的,歷史上無數大規模遷徙,都是意想不到的暴力、貧困、戰爭等的根源。這些話題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其實香港也發生過一場想像中的大遷徙,與及一些人為了阻止這場想像中的大遷徙而作出了許多行為,結果卻無區別地有如任何實質發生過的大遷徙,造就了許多暴力、不幸及無可挽回的結果,這件事就是自一九九九年始港人子女居港權事件。影行者在所謂中港矛盾吵得沸沸揚湯的此刻,發表其兩部新作《未存在的故鄉:序》(下稱《序》)及《未存在的故鄉:只隔一江水》(下稱《一江水》),所需要的就不只是勇氣了,而展現出的也不只是陳情辯解,而是正本清源,寫出一部以庶民經驗為主體的香港移民簡史。

近幾年,隨著香港經濟越發不可收拾地依賴內地的熱錢、人流及各種基本必需品供應,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感覺卻沒有理所當然地越來越靠近。相反,一種夾纏不清的情緒卻越見沸騰,這種情緒偏向埋怨以至仇恨,不僅中國共產黨是萬惡的根源,內地人民的所有劣根性也是幫兇,所以內地熱錢、自由行旅客箇然炒貴物價窒息香港街道空間,雙非孕婦新移民等則搶劫本地福利資源。彷彿中國與香港原本是沒有關係的,或曰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的確有效阻了截任何「中國因素」滲入香港,而香港跟內地的關係(或交惡),不過只是近年的事,香港人要到買不到奶粉,或者周末在西洋菜街到處聽到所謂「強國語」,才發現地球上有中國人存在和跟自己有關係。結果是任何對新移民等內地人並不處以破口大罵直指地獄言論的人,彷彿馬上便會被貼上「左膠」、「賣港」和「共匪」的標籤。

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至少從移民/人口流動這維度看,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近代發展?《一江水》的內容基本上就是這經驗的重構。按片中說法,二戰後大量移民從內地來到香港,其實是某種政治經濟的權宜,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希望將內地沒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成員清除到香港,港英政府也樂得接收大量廉價勞動人員、資本及技術來驅動香港的工業化,結果就是所謂的「抵壘政策」,即任何非法入境者,若能抵達香港市區找到其親屬,便能申請居留權。然而,這項政策當七十年代末中國表明收回香港之際,便宣告廢除,實施「即捕即解」。

我們便開始面對本地移民史第一道謎題:冷戰氣氛下,港英與內地政治立場壁壘分明,人口流動卻存在可謂最灰色的灰色地帶,吊詭地一旦內地政府打算回收香港主權,即將香港納回中國版圖內的時候,將來屬同一國土的人民,其流動就開始面對嚴厲的審查制度。以至後來九九年終審法院判決後,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阻止港人內地子女來港,以至今天主流意見要求香港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相對於港英時代的抵壘政策,其實都在對面的一方。這難道不就是歷史的吊詭麼?今天許多香港人都站在一種香港立場,甚至懷緬某種殖民地時代主權和政治立場區隔的位置上,要求增加邊界阻截的強度;然而,最鼓勵內地人民歸順香港的,卻正正可能就是冷戰格局下的港英政府。戰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這段時間,又卻是香港人念茲在茲如珠如寶的「香港意識」形成的關鍵時候。從稍為長時段一點的歷史軌跡來看,甚麼人從甚麼政治立場上歡迎甚麼人,不僅沒有本質化的通則,甚至隨時能令一時一刻的高漲的「本土」情緒顯得尷尬。

此外,片裡另一難免令人有天網恢恢之嘆的,就是關於楊源柳女士的部份。筆者認識楊女士,是因為幾年前深水埗重建。她是其中一位今天稱為「劏房」戶,面對重建逼遷,家門前發現燒剩的冥錢。這又跟居港權問題有甚麼關係呢?她作為三位在香港出生的小孩的母親,之所以無法申請公屋,要不斷由一間劏房被逼遷到另一間劏房,原因就是她在香港並沒有完整的公民權。她的父母在香港辛勤工作幾十年,她在內地出生,她的兒女在香港出生,就是因為九九年人大釋法的效應,十年後她仍然只能憑雙程證來回中港照顧兒女,仍然未能申請公屋,也就是她反覆被逼遷這狀況的底蘊。無論你是否樂見她無資格申請公屋,只是,政策及政策之間有如謎宮般的傷害性,是所謂一般具完整公民資格者無法設想的。仇恨者可以落井下石叫她滾回家鄉,但楊女士卻很清楚,「一個人無可能沒有過去而活到現在」,父母不由自己選擇,歷史遺留下來的政策謎宮比父母更不由自主,要她承受各方情緒及道德指責,無異是「俾人搶野還被罵不帶錢在身」,她無奈地道。楊女士的一節在片裡當然沒有大團圓結局,餘音裊裊的問題,難道不是現在她哪裡去了,生活過得如何等嗎?

記得《麥兜》系列的電影中,有一節是麥太對麥兜說了一個故事,故事是「有一天,森林之王召開了一次森林大會然後散會」。很幽默吧,傾斜一點看,《一江水》所展現出的,就不僅是政策及政治的角力和鬥爭,也是森林大會召開和散會之間的空白,這種空白一般就以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連貫來表達,但人在當中的感受/烙印,人如何帶著這些感受和烙印繼續生活,勇敢和自尊地生活,卻只存在於瑣碎的日常之間,並不容易表達,更難以煞有介事的說出來。《一江水》裡楊女士的呈現,有政策描述,有十年經歷,有現身說法,更有一個長時段的運動作背景,她的遭遇雖然無法以影像及親身述說完全表達,或許也是多得這無法完全表達,整個由剪接技巧、批判觀點及歷史資料組織成的複合蒙太奇,才能造就恰如其份的虛位,刺激觀眾設身處地的想像居權運動這場從未發生的大遷徙,所造成的暴力和傷害。

從這點來看,也就更能發現《序》及《一江水》的氣魄了。《序》片長近廿五分鐘,除了最後七分半鐘,其餘全是同一型式的蒙太奇,從各地的新聞報導,梳理近幾十年發生的種種戰爭、貧窮、暴力、政治迫害、圈地、人口販賣、逃亡、建立圍牆、仇恨、剝削等全球性反人類現象,許多都與遷徙及其意味的邊界、圍牆等有關。看片的時候難免會認為這有點冗長有點吃不消,這或許就是創作者的把戲吧:還想怎樣?這已是將發生過或正在發生的事,作一簡無可簡的拼貼罷了。長與短只是與觀察者有關的範籌,對全球各地正身陷其中的人而言,為何發生如何解決怎樣彌補過程中的創傷等,才是恰當的問題。

結合看,兩部片不啻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當下的意氣、情緒及目光,容易令人對兩種視點盲目:一者是對人最基本的關懷,即我們有否將人當為人來對待,有否關心其身處的具體處境;以至能否耐性地思考所謂個別人遭遇的歷史形構,與及這形構中的人,長時間所受到的對待及效應,而不失諸將問題訴諸個人化的「貪念」、「稀缺」等。其次,若果邊界、遷移等問題並不是單一社會單一族群所獨有,我們又能否前進一點用力掌握其潛藏的政治、軍事、財團動態呢?兩種視角,一種內緣鑽深、一種概念拉闊,都是嘗試發掘某種並不是送到你眼前可直接觀察到的視角。這種嘗試,如此目標,難道不就是那「未存在的故鄉」嗎?

《鐵怒沿線》: 在社區與社會運動裡的紀錄片 

影行者的成員陳彥楷在2008年下定決心,要進入正面臨被廣深港高鐵拆村的菜園村,開始了他到現在也停不了的參與式紀錄長片。影片的第一部《菜園紀事》和第二部《蓽路藍縷》都在2011年新春的菜園滾滾來的活動中放映,第二部《蓽路藍縷》DVD亦剛剛出版。說起來,這第二部的出版還遭遇了一點挫折:由於影片的長度,我們需要用一種叫D9DVD做母碟,可是,全港只有兩間廠能印這種碟,而其中一間的客人,包括保皇派政黨、商家、政府。我們的影碟,因為「太政治化」而被廠方拒印。結果,影碟還是送到台灣才能印。

至此,我們更了解了我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和立場,以及我們日後應該做什麼了。訪問時剛好曾多次參與台灣的抗拆遷運動的朋友張立本到訪香港,我們便以訪談形式,一起談了許多關於社會運動、紀錄片、社區、農業、藝術、人生感慨……的事情……

楷:陳彥楷  本:張立本  怡:李維怡

怡:當初怎會想到要去菜園村拍攝這種紀錄長片?是有甚麼觸發你去做這件事?還是過往的一些經驗累積出來的動力?

楷:當初經歷大磡村、何家園、鯉魚門、利東街,天星皇后,中間有去學有機耕種,覺得像我這種人,累積了有這些經驗,有責任要走下去,才不辜負一起走過的人、一起爭取過的街坊、村民及摯友。

而菜園村是一條盛載香港農業歷史的村落,而且是一連串跨境大型基建的開始,未來還有許多鄉郊村落會因為大型基建或「跨境融合」而被迫遷清拆,因此,菜園村發生甚麼事,對未來將受影響的村民,以及香港的農村,都有關鍵的作用力。

其實當時在影行者開會時,已開過會決定這件事是要去參與拍攝的,但當時仍在考慮自己的承受力,到底能不能再承受投身之後,整個地方被移平那種煙消雲散的感受?

當時與朋友分享了想法,他跟我講了三點:

一、有這些經驗的人,有責任要走下去;
二、就跟村民一起走走,再看看事情該怎辦,有甚麼可以轉化,讓事情避開發生很差的情況;
三、還是你根本就不是幹這種事的材料?那就乾脆都不要幹了吧?

於是,本着同儕砥礪之情,鼓起勇氣,便去了。

怡:你自己亦曾讀大學讀到中途棄學,跑去學有機耕種。這個經驗,對於你參與菜園村,有沒有甚麼關係?

楷:最初我本是想唸建築系的,因為那是人與自然必要的接合點。可是,看到香港很多人無屋住,卻又不斷有人建造出好少人可以負擔的房 子,不知如何是好。但後來高考考不好,不夠分,就唸不上建築唸了物理。大學時代就接觸到當時的錄影力量和八樓(全稱為「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現時為 「自治八樓」),了解到許多有關拆遷的討論及紀錄片這個媒介。

學有機耕種,認識到,香港沒有農業政策,土地又被嚴重地壟斷,而飼養牲畜的工作,現時根據法例只有大財團才有能力做。種種原因下,香港的農村就只有不斷萎縮和為城市發展讓路了。

菜園村的事件,可以說就是我關心的問題(拆遷、農業、紀錄片)的一個總接合點吧。

怡:你如何理解你在菜園村的工作?是參與運動?旁觀紀錄?藝術創作?還是其他?

楷:我的工作,有幾部 分,說是工作,也不好說,也不是什麼工作,只是和村民生活。中間我們有著交流,一起開會、遊行爭取、一起思考下一步、交流意見、聊聊天、飲茶、吃飯、聽心 事、去旅行去交流、一起走下去。當中有做紀錄,會議、行動和日常生活。對外發放訊息、紀錄各種過程及時空下,人的狀態。在過程當中,再思考怎樣捕捉和表達 事情與心境,展現人性在其中的燦爛,及共同經歷的感動。

怡:哇,這些不算是工作,那什麼是工作?

楷:(笑)其實一開始就 知道是要認真做的工作啦!初時進村,對自己一舉一動都很有意識,精神非常集中,所有感官都打開了,集中去了解發生的事情、村民的感受。總之,每次入村,出 來時都非常疲累。去拍攝就是主動的了解呀,然後每次回來看毛片,把訪問裡察覺的村民個別的想法和感受,帶回屬於村民的關注組裡。有時,個人的感受和想法, 在大會上難以表達,在聊天時卻會跑出來。拍紀錄片在這個層面上,也成為了組織工作的一部份。

也可以說,我很想紀錄在運動裡,村民的精神面貌,不過,老實說,我還是覺得我不懂得做。

怡:你提到「 展現人性在其中的燦爛,及共同經歷的感動」,聽起來好像有點陳腔濫調,難道運動裡面沒有負面情緒、陰暗面嗎?

本:你說「人性燦爛」,又對照著「農村」,讓我感覺有些本質化的危險我們都知道人性不只有美好,農村也不是外在於現代社會的,你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楷:所謂的「燦爛」,意 思是他們一直在專心做著不只為自己的利害的事情,這是一件太厲害的事情,有時我都不知怎樣捕捉。我們談社會運動,就是要動搖權力和資源分配的方式,弱勢人 民怎樣和既有的分配權力去鬥爭。在香港,願意這樣做的人,以一群的形式出現,而他們幾十年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共同處理日常的社區問題,這樣的一群人,在 香港很少見,所以我很想紀錄這件事。

反而,自私自利的陰暗面,是很普遍也很普通的事,不值得我去花力氣再講一次。

關於大家之間的衝突,總是有的,可是因為以往他們已共處了很長的時間,互相都了解對方的性格,正所謂要吵架的也吵了幾十年,他們很熟習如何可以安慰對方,並且能在大敵當前時迅速重新組合團結。故此,在舊時的菜園村,爭吵的確是比較少的。

至於負面情緒,是要靠時間來處理的。初時,他們有負面情緒會收起來,譬如哭時、不開心時,就會問我: 「有什麼好拍?不要拍了。」為了尊重他們的意願,我也就沒有拍下來。可是當影片放給他們看一次時,他們又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看起來好高興,只有笑, 又不難過,不辛苦?」於是他們了解到一些事,然後我就說:「所以下次你們哭起來,我就不會停止拍攝了。」然後下次有人哭,我真的就沒有停止拍攝,就是這樣 了。

本:很多人都會批評「運動型」紀錄片太想「塑造形像」,你怎樣看呢?

怡:對,就有人會問你是否「不客觀」了。

楷:主觀客觀不重要,重 要的是這是我看到並相信的故事。影片裡有我,有村民,有我們的關係。而且,實在沒有誰可以被我「塑造」啊!村民裡,有的人很想透過鏡頭對其他人說點什麼; 有些人很快習慣鏡頭;有些人要你解釋很多次、很清楚才會接受拍攝、也有人堅持不想被拍攝的。我只是,一直,跟著他們,跟著這件事,想拍出一種村裡的「普通 生活」。

本:同時,因為是受到很強的外力的壓迫、強迫,人的狀態也就被逼著不斷改變,包括人的性格可能也會轉化,你怎樣處理這些?

楷:這一點是我覺得我沒有處理好的。本來想不同階段每個村民都去訪問一次,但實在一個人沒法做,於是變成只訪問了我比較熟悉的村民。現在希望可以做多一點這方面的拍攝。

本:你覺得影片有沒有影響事情的發展?有沒有想過要造成影響?

楷:過程中,我感覺,好 像如果我持機拍攝訪問的話,村民就可以談比較抽象話題,因為他們面對鏡頭時,覺得要認真思考問題回答。我相信這也是組織的過程,因為參與的人都需要沉澱想 法,才可以繼續。而不同階段的影片在村民大會放映,會讓大家都有機會見到另一個狀態的其他人,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另外,影片出來以後,也可以拉村民一起去 放映,希望他們多做分享,練習表達吧!

怡:約兩小時的沒有旁白紀錄片呢,到了中學,那些學生沒有睡到天昏地暗嗎?

楷:暫時未見過,可能因為菜園村還算是個熱門話題,農村生活又許多學生未見過,一方面覺得有趣,一方面好像有種「睇真d」的感覺,所以,暫時沒有吧。

怡:你如何理解你的紀錄片與村民的關係?你心目中的觀眾,其實是甚麼人?被拍的村民,又怎樣理解你?

楷:村民一開始以為我是記者,之後透過一起合作一陣子,拍攝和剪接短片給他們看,一起思考,他們給予意見,我再剪給他們看,再看看有 甚麼修改,菜園村整件事發展得很快,短片報道我剪得很少,主要靠其他朋友去補足。短片在村民大會播放,大家看都很開心,互相看到彼此的存在及感受。

村民怎樣看我?應該是:負責紀錄和將說話傳播出去的人、幫手耕田的人等等。熟悉了以後,他們會叫我「拍這拍那」,問我「影不影?」;再之後就進一步 會叫我「不要拍這拍那」--「這也要影?」;再之後就有:「食了飯沒?」「明天飲茶吧?」「咁瘦呀你?」「早啲瞓呀!」「辛苦你了!」「一起去放片吧!」 「這樣剪好像好啲!」「最好加番啲遊行示威!」

影片對象其實主要是村民、關心菜園村運動的朋友及將會面對拆遷的人。當然第一個「觀眾」,是我自己,我希望把我感受到的都透過影片盡量展現出來。

怡:那麼你覺得你的紀錄片與其他參與在菜園村運動裡的朋友、戰友有什麼關係?

楷:(笑)好像暫時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菜園村支援組的朋友,可能不大在意我的片子吧。

因為我不是剪議題,我不懂得做論文式的影片。

怡:(笑)也可能是因為別人知道很難說服你什麼吧。

楷:(笑)也可能是這樣。第一次放給大家看時,大家給的意見,簡直就是應該要剪另一齣影片了!不過,在村裡那麼長時間,沒有令到其他朋友參與拍攝,好像有點未能達到影行者應有的精神,慚愧慚愧,反省反省。

本:你好像很在意影片拍攝者的觀點,但又強調面向社區,強調跟她們一起生活,那你的紀錄片,主體是誰?

楷:對,就是我。所以所有責任也歸我。怎麼說呢。其實,影片不是一剪就公映的,是最初有版本給村民看,他們有意見,主要是內容上的意見,我會改。也有我不會改的,就是形式的部份。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我比較抗拒旁白,我比較願意用影像,透過事件的舖陳、人們的對話,我認為已經足夠清楚闡述了。

不過,也可能,是我不懂用一種我不會覺得很糟糕的旁白吧。

例如:如果是新聞片那種旁白,一鎚定音的旁白,我不接受。

或許我可以接受的,是村民自己旁白自己的情況,或者,是村民拍我,我自己的獨白。這些都可以想想看。

怡:那麼,你覺得你在菜園村拍的紀錄片,算不算是一種「社區藝術」呢?

楷:據我了解,現在「市面」上會認為自己與「社區藝術」有關的人,應該有以下幾種吧:

一、進入社區裏面、與社區建立人的關係,和社區裏的人在一起討論,在社區裏(或在外)和社區的人一起做;
二、觀察社區事件、社會關係,在社區(或在外)和社區一起做;
三、觀察社區事件、社會關係,在社區裏自己做自己的事;
四、觀察社區事件、社會關係,在社區外自己做自己的事;
五、社區的人自己在社區裏(或在外)和社區裏其他人一起做。

第一種到第四種,都是由本不是社區一分子的人去做,而在這些當中,比較接近我的情況,或者是我比較喜歡的做法是一起討論,在社區和社區一起做。也許 不算是「喜歡」,而該說是「應該」,因為這當中有倫理的問題。如果一個藝術工作者,到一個社區汲取資源,來一次兩次,然後就出去做自己的「作品」向外宣示 這個社區的面貌,同時這些宣示馬上成為這個藝術工作者個人的社會文化聲望/資本,而公開宣示作品所帶來的關注或資源都無法回到那個社區的話,我覺得這是不 好的做法。由於藝術工作者很可能比村民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出外宣示作品,也會反過來影響社區正在發生的事,除非他很小心地意識到這些權力關係,從而摸出一 個平衡來。

我認為這當中有很嚴重的倫理問題,藝術工作者如果忽略這一點就很糟糕。

至於我自己,應該是希望做到第一和第二種的混合體吧,也不能說是已經很知道怎樣做,就是一邊做一邊思考、反省。

怡: 那麼,往後,在搬村後的菜園村, 你還會做甚麼?

楷:跟現在也差不多吧,與村民同行地拍攝紀錄片,與村民有社區意識地耕田,與一起走過來的村民和摯友們建設一條有產業、有組織、有公共性的村子。

(完 2011/7)

(修剪版刊於《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
作者: 謝傲霜、謝至德
出版社:香港 kubrick
出版日期:2012/02/01)

現實,在這裡

黃靜(《字花》編輯)

〈街.道——給「我們」的情書〉這部都市小市民由反迫遷到民主規劃運動的十年紀錄,涵蓋了一眾遭逼遷的舊區街坊、參與抗爭運動的義工和剪接者李維怡的種種思考,想法、人與情感交錯的絲縷。

十年,並非意味宏大,而是綿長。

鏡頭,非全觀式俯視,而是各區義工踏實介入每場運動之中的平視與內省。

香 港一九九七年政權更易後的十多年間,與其說爭取全民普選是民間對生命自主覺醒和抵禦的關鍵議程,毋寧說這種自主精神早已存在於空間規劃抗爭裡。數數白欖, 舊區重建抗爭包括灣仔囍帖街、嘉咸街、深水埗,地標保育有中區古蹟、天星、皇后碼頭;鄉間發展延及菜園村、馬屎埔和新界東北一帶。而同時,我們可上溯至九 十年代的居住空間運動,金輪大廈、荃灣天台屋、大磡村、何家園等抗爭運動。

每場運動,也就對家園、殖民、本土一次重新的提問與定義。

我希望從片子的末鏡說起。一位四眼叔叔,在貨車滿泊的街上吹奏起〈彎彎的月亮〉,字幕打出:「如是,在2012年的今天,我十分清楚『我們』是誰,還有『我們』要一起尋覓的那個,未曾存在的故鄉。」它可以是面對今天的一個立足點。對城市人來說,故鄉意味著什麼?城市切割人類和土地的依存關係,把人想像成原子粒那樣而構成懸浮、無名但又孤獨不已的人倫網絡,「尋覓那個未曾存在的故鄉」彷彿一道無可奈何而又柔韌的力量,追問那些一路形成的生活質感與共同體,遭發展主義之手逐步撕開以後,身在其中的匍匐而行的主體,如何正面迎擊資本主義和強權形形式式的詭計?

街道是城市初生成於19世紀巴黎的關鍵骨骼,而當近年街道被消失之時,坊間除了無力地懷舊,對今天對社區的小情小趣,視之為生活的純粹與溫馨,還開始透過「自城一角」和改變離城市冰冷的面貌而達致自主和溫存——如天台種植、網上以物易物交換文化,甚至搬至鄉間,過著半農半X的生活——這固然體現了某種改變現狀的力量,但我不禁感到憂愁:在城市裡迫仄的空間裡各種掙扎和糾結,恐怕還是我們必先要面對的現實:而這部片子裡的十多年抵抗舊區重建運動,街坊一張張面孔,在我看來,彷彿再次提醒了這點。

片子由人的成長和街道的建立緣始。各區店舖街坊、小販、以至經常留連街上的活躍分子逐一出場。廈門街水電工程的長女、順寧道正直爸爸、文具鋪老闆娘、花牌匠黃生、電器義工黎生……。這邊廂嘉咸街街市裡共事的菜販建立超越血緣的親情,超越家庭為本的人際網絡,那邊廂大廈梯底小店may姐是資訊站,由交換街頭信息至重建事件情報……

小寫的歷史滿佈街道。片中不少畫面比小於銀幕框,街坊的群像懸浮著,紀錄片片段夾雜著飄飛的風箏木顏色畫、牆身勁草街貓一景,配樂是玩具琴奏出叮叮噔噔奇幻的圓舞曲,敘事猶如碎念。而或許,現實裡最踏實的質感,在片子中途展開。「衝突與復原」和「都是真的……」兩個章節,便敞開了現實生活裡斑駁矛盾的日常。深水埗街坊曾相救人緣不好的地產老闆娘,她後來為得到更多重建賠償而大規模迫遷租客;正直爸爸向街坊追索千元債項的「街頭行動」,不是真打,到最後討回大部分債款,事情經由時間逐漸和解;嘉咸街菜販Christine說,左鄰右里互助互愛,但坦言「內心爭鬥,一定有,不要說大公無私,無…但出言傷害,不會。」互相依存的人倫關係,在於善良互助,更在於自行/無法復原甚或無疾而終的衝突之中。而大家共構的物質、生存網絡、小型經濟圈令關係堅實起來。在此間,灣仔利東街是競爭又互補的著名例子。

舊區居民的故事說下去,便是與規管、空間規劃等公權、意識形態的正面交鋒。私有產權耳熟能詳,在領匯食環地產霸權當道的時代,片子提出「社區產權」這詞——深水埗朱小姐報紙檔駐紮福榮街幾十年來,到重建才第一次因被投訴而險些導致貨物被充公。影片透過另一些街坊,進而問街道、樓梯、河流到底屬於誰(甚至於人以外) ,直至利東街街坊和規劃師合作製作的、得到專業人士認可的啞鈴規劃方案,以及由深水埗居民提出的居民自主重建方案。

維 怡以深水埗街坊羅志勤為「工作的自由」而賣菜,以人民小本自主營生重新詮釋新自由主義政府掛在口邊的「自由經濟」,又借用建築師波特曼曾談及一個叫「共享 空間」的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裡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 的自由感覺。」(1999:115) 引申出「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會讓人較為容易放鬆,防衛心隨之而降低,就較容易與人發生溝通和交流,這就是社區形成的根本。」在走不出的城市,連結天與地的 方法,便或者像鯉魚門長大的嘉和,細述鳥的聲音--交配、覓食、休息,輕易辨認哪些路邊花能吃。被驅趕至市區的他曾任職寬頻推銷,展開沉悶的打電話、渴望 藍天,難以識認眼前景物的生活情景。

片子提倡的社區網絡之必要,在我讀來,非單指向公平公義的終點,也不是只有激昂或溫暖的煽情。鏡頭下有種片中引用的屈原談璞玉句「和血抱璞而泣」的詩意,那是與現實糾纏的、趨近生命原真的企圖——舊區裡所見的重要價值,在不講求平等人情的公共世界,可以怎樣存留、發展,成為城市裡哪怕微弱但不滅之光?片中訴說深水埗街坊黃乃忠製作花牌的故事,註腳是「花兒只送眼前人」。我在思考這種原真的詩意,在此刻的香港面前,它作出什麼詰問,什麼啟示?

在街道行將完全消失的世界,積極點想,或者應該問的,是「我們如何能在疏離中如何建立生活網絡」的可能;又或有什麼論述介入現在的狀態?分析租管、房屋、土地各種政策下的生存掙扎?

片子沒鑽進如「街道規劃/新市鎮從何而來」的歷史,亦沒有直接對應以上的問題,而是提出了我們早已明白的價值:平靚正貨品流轉的窮人經濟圈;居民生活後巷前街的連結;工業時代流下來的敬業、專注生產模式等等熟悉的描述。

片子之所以重現這些熟悉的境況,原因或許簡單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人類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當鏡頭聚焦,容讓深水埗擺攤賣二手電話、修理手提電話的何生,蹲在得興麻雀館招牌前擺檔,我便感受到,那種趨近小市民的原真,其實是記憶之戰。當然,捍衛記憶如何逐步演變成一種具實力的抵禦和建造,「我們」或者得繼續一同思考、實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