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小川紳介:超越「社會運動」的紀錄片 —22/11(二)

座談會—小川紳介:超越「社會運動」的紀錄片 —22/11(二)

小川在我輩中無疑是個cult,人人敬仰但事實卻沒多少人看過他的片。他的電影關懷由紀錄片開始,最後在農業著陸——看似靜態和退隱,其實野心更大更激進。學習結合社運與紀錄片的小川並不容易,他對本地有甚麼啟發,本地紀錄片工作者有甚麼可參考?

主持 :
周思中 (生活館農夫、兼職教員)
嘉賓 :
張鐵樑 (嶺南大學研究生)、
陳彥楷 (影行者成員)、
蔡甘銓 (前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總監)

《青年之海‧四個函授生的故事》放映後(約晚上8:30)舉行

地點: 香港藝術中心 agnès b. 影院

(持有該場戲票的觀眾可優先入場,未持該場戲票的觀眾亦可獲進場出席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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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與意義

文: 陳彥楷(影行者成員)
對於紀錄片,小時候知道有港台的節目,在大學的時候接觸到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及錄影力量,現在對於紀錄片的看法,都是自那時候建立。有朋友提到 小川紳介,是後來幾年的事,知道有人這麼拍紀錄片,想法及做法都十分相近,而且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突然發現,原來有一位「祖師爺」在前面。可是,一直沒有 機會看到小川先生的影片,只有一本書。

小川先生的團隊在三里塚拍紀錄片的前後時期,日本社會運動十分澎湃,反對自衛隊基地擴張、反安保條約、反對成田機場,小川先生在書中說當時主流媒體的報導 都沒有說到事實。他自己又因不滿片廠制度而從電影圈走了出來,去了三里塚拍攝,與村民站在同一陣線,生活在那裡。之後整個團隊發現他們所拍的影片欠了一些 什麼,於是決定一群人先到農村種田,然後才拍攝農事、農民、農村。在那年代,拍攝是要用菲林的,要考慮現場光線、機器也較複雜,而且要收音,再要沖菲林、 與聲音同步。完成後,一團人跑到全國四處的小影院放映,還做映後討論。而小川先生十分重視被拍攝者與拍攝者的關係、當地人們發生的事情,而拍攝的人希望自 己與被拍者的生命會因拍攝而有所連合,產生化合反應,讓彼此在拍攝工作後,對自己與對方的生命都有更多的瞭解或反省。

一開始到菜園村,村民見我手拿著攝影機就以為我是記者,我說我是拍紀錄片的(當然他們未必明白)。後來,訪問他們有關被拆遷的感受及介紹村裡的生活;期 間,透過一段時間的合作:包括開始進行社區調查、資料蒐集、搞對外活動、一起去諮詢會、參與會議、抗議等等。慢慢他們瞭解到我是拿著攝影機來一起走的人、 負責紀錄的和將說話傳播出去的人、幫手耕田的人等等。由拍攝活動開始,慢慢進而拍攝他們的日常生活。期間我會剪接短片給他們看,過程中一起思考,請他們給 予意見,我再剪給他們看,再看看有甚麼修改,一起思考怎樣說故事。短片在村民大會播放,大家都看得很開心。透過影片,除了回憶、紀錄外,村民更可互相看到 彼此的存在及平時未必有表達出來的感受,誘發村民思考彼此的狀況。

這一切之後,被拍攝者慢慢在攝影機前有一種自覺,小川先生稱為「戲」。村民由對著攝影機敏感、不想被拍、不信任;到擺POSE、保持一貫的形象;到瞭解攝 影機的作用、拍攝的目的、信任拍攝者、自然流露感情和與拍攝者的關係,再到演「戲」。他們會叫我「拍這拍那」,問我「影不影?」;再之後就進一步會叫我 「不要拍這拍那」——「這也要影?」;再之後就有:「食了飯沒?」「明天飲茶吧?」「咁瘦呀你?」「早啲瞓呀!」「辛苦你了!」「一起去放片吧!」「這樣 剪好像好啲!」「最好加番啲遊行示威!」村民在攝影機前有了自覺,明白拍攝是紀錄事件、村民的感受,而且是會公開放映的,透過思考自身與公共(高鐵、拆 遷)事件的扣連,建立一個「新的自己」,同時在村民與我的關係上,本來拍攝者掌握了拍攝放映的資源,但經過這樣的過程,讓被拍攝者掌握了影像的權力,由拍 攝開始到剪接,共同思考表達,平衡兩者的權力。公開放映的場合,每一次我都和村民一起出席,並且一定安排有映後討論的時間。事情仍然在發生,讓觀眾瞭解狀 況外,同時也可以直接問問題及討論。村民也從中知道外間的看法、疑問、誤解及關心的地方。而觀眾亦不再只是觀眾,放映是開始,透過放映及映後討論,營造一 個讓觀眾參與,可以一起介入事情的平台。

在香港,人在被壓迫的時候,要表達自己的聲音意見愈來愈難,反抗的語言也愈來愈少。與村民一起,其實是互相瞭解和合作。面對強權壓迫,市井庶民有自己的生 活智慧和反抗的方法。而經歴了一連串的事件後,他們開始瞭解到許多以前沒有想過,但其實也不是無法理解的事,例如:警察不一定是好人、主流傳媒不一定報導 事實等等。有了另類的自身經驗之後,村民也會得到另外一種閱讀世事的知識系統。在他們當中的我,也只是在學習怎樣讓美好價值落地,尤其是在這個,連關心其 他人等基本價值都逐漸在我們的文化裡剝掉的時代。「美好」本來也就是在一起生活的狀況中磨練出來的一套生活價值,紀錄片可在中間產生作用,因為在攝影機 前,我們互相觀照,彼此表達,而這是在互相尊重,走在一起建立關係的情況下醞釀出來。過程中討論、介入、整理,互相學習影響、共同生活的一項功課、一種修 行。

這是為了什麼?這是為了救我們自己,我們要在社會上有尊嚴地生存,就是要一起共同經過苦難、抗爭、思考、奮鬥,互相學習容讓等,在過程中磨合。在討論新村 規劃的時候,每有磨擦。我記得一位村民說過「民主、自由是要參與,不是只是等待其他人來處理問題。提了意見,表達拒絕之外,也要一起諗方法。而諗方法不是 只以自己出發,除了以自己出發外,也要諗群體。不是說『跟大圍』就能處理問題,在沒有一個『大圍』時,就是要大家一起去想。」共同生活的自由,比個人生活 的自由有著更多的可能與不同,而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及幸福只有在共同生活中經過磨合才能出現。在社會生活如是,在社會中發生的藝術創作也如是。

想好好、認真、平等地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尋找在一起的自由,可能就是我對拍紀錄片的期許,也是小川先生和他的團隊成員教給我最重要的東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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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為香港獨立電影節節目,

詳情見: http://www.hkindieff.hk/

那河那山那人--阿賀河的日常抗爭(一)

(第八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影片《阿賀河上的生活》的影評,

影片放映:日期: 17/10/2010星期日| 時間:7:30pm| 地點: 鯉魚門榕樹頭, 地圖請去http://smff2010.wordpress.com/)

李維怡

寫在前面

為了寫一點關於《阿賀河上的生活》一片的介紹,又再翻看了一次該片,重拾起幾年前初看此片時的激動的感覺--就是那種,當你看到一個真、善、美的結晶,當你見到有人通過一個藝術創作的過程,將不同的人的生命連起來了,「我」將不再只是「我」的那種觸動。

 

現今導演佐藤真已自殺過身,才思想起當年好像未有清楚向他表達這齣影片為我所帶來的觸動,也有一些問題未好好請教過他。現在,短時間內要寫介紹猶恐力有不逮,唯恐影片在我筆下降了格。搪塞地說,豐富的作品往往難以介紹,故下文也只能觸及影片的幾個側影。因此,還是由衷希望各位還是親自來到鯉魚門觀看此片,直接在自然環境中感受這電影吧--雖說是宣傳話,但也實在是由衷之言啊。

 

隱隱作痛的、深遠的傷口--水銀中毒事件

一切的開始,好似一個充滿寓意的故事:在百川匯流的阿賀河上游,開了一家昭和電工廠,電工廠將有水銀毒的液體倒入河裡,河裡的魚呀,河上的鳥呀,河邊的人呀,就都成為了毒液的吸收者。在河的中下游,那些一條又一條節奏緩慢、以務農捕魚為生、充滿小社區人情味的村落,通通變成了中毒村。同時,中毒村的年青一代全部外移,放棄農耕生活,進入城市,留下老人們,忍受著慢性中毒、酷愛著這片山野河川、辛勞地務農捕魚、持守著與資本主義城市中不同的價值觀、持續廿七年地向社會爭取公道。雖說是紀錄片,但,這同時不是活脫脫的一則現代經濟發展的創傷性寓言嗎?!

 

事件於1965年揭發,其後,日本政府制造了一個確認有資格的水銀中毒(水俁病)者的系統,這個「確認系統」卻令到二千多名村民,雖因中毒而終生手腳痙攣變形、皮膚失去知覺,但竟被判定為「非受害者」。於是,這些「非受害者」就組成互助會,共同爭取公道。誰不知,一搞搞到1992年,官司還未打完!

 

導演佐藤真大學時代唸的是哲學,當時參與了這個反對水俁病的抗爭,搞運動搞到卒了學。過一段時間,和攝影隊共七人,繼承了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和土本典昭的參與式紀錄精神及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思考,搬到村子裡住了三年,學耕學漁,然後開拍,於是,就有了第一部由佐藤真導演的紀錄電影《阿賀河上的生活》。

 

就這麼一件誇張又荒謬的社會事件,是非對錯太明顯了,表達起來沒什麼難度吧,可是,當然,這亦代表話很快就可以講完了,而師承小川和土本的佐藤,卻不把事情想得那麼平板。在片中,除了開宗明義式的片頭字幕,很少直接談到這個社會事件,也沒有抗爭的鏡頭,但是,在此起彼伏的個人生活和群體生活敘事中,每次一提起這件事,就讓人不能不對比出事件的荒謬和對受害人的傷害。

 

就說那個造河船的大師遠藤爺爺吧。當你看到他用什麼眼神看著他用了一生的造船工具;當你看到他如何帶領攝影隊參觀那代表著他一生的工作室……遠藤爺爺不是多話的人,他坐下來說,手不行了吧,攝影機拉近到他那雙互握著的手--無辜中毒不單殘害了他的健康,也因而摧毀了代表著他生命價值的技藝……

還有那位造米餅在中下游村落間聞名的加藤爺爺,手不行了,幸好有同村的年青人波多野常來提供免費勞動力,否則,加藤爺爺的命運也會和遠藤爺爺一樣,而阿賀河邊的村民就再也嚐不到加藤爺爺的手藝了。

有在一些村民的聚會中,大家話家常,便把變形的手手腳腳拿出來,伴著一些謙卑、微笑的互相問候和用受傷的手輕撫觸別人受傷的手手腳腳:「哦,你最近變成怎樣呀……」--是啊,事情已經廿七年了,這些因中毒而慢慢變形的手腳,絕對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那河那山那人--群像

 

這個電影要描述起碼五個層次:村民的個人生活、村民的集體社群生活、村民與大自然的關係、村民作為命運共同體面對國家與資本的欺壓的過程,還有,拍攝者群對村民的感覺。要做到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殊不容易呢。

 

先,我也被拍攝隊伍感染,很想來介紹一下這些爺爺嫲嫲阿叔阿嬸:

長谷川良雄爺爺:酷愛田野山崗,曾經很擅鈎釣,只因病後手不靈了沒有再釣,但他同一時間,對於人類趁三文魚產卵捕捉有罪惡感喎;

谷川美八枝婆婆:年青時曾在工廠工作,學曉許多工人間流傳的民歌,愛唱歌,也會埋怨一下女人的工作特別多;

谷川家長子:出場一次,聽到父親醉談鈎釣,很感觸地說道,很希望看到一次父親鈎釣,似乎是個貼心的兒子;

谷川家女兒:在電話中出場一次,很明顯與父母有不同價值觀,令得長谷川爺爺訓她:「別這樣說話,我就是愛這個地方」;

藤作二爺爺:遠近馳名米餅專家,愛與村民同吃喝,新年前夕會非常忙,與老婆鬥咀必輸;

片尾剛好過了身--影片是這樣交待的:他本想與遠藤一起去聽法庭審訊的,卻忽然心臟病發便過世了;

藤檜婆婆:辭峰敏銳,與老公鬥咀必勝,有幽默感;全家中毒最嚴重的是她,幾乎已不能行走;但她是這個家庭控告政府的代表;

藤多美:加藤夫婦已屆六十歲的女兒,兩手已扭曲得不像樣,但許多家務及照顧兩老的工作仍由她操持;

多野秀夫:水俁病不獲確認者協會的書記,算是年青村民,經常到加藤家提供免費勞動力,當然也會順便痴餐,似乎很愛觀賞加藤夫婦鬥咀,經常笑到眼淚流;

刈周也爺爺:一出場就介紹了一大堆村民如何為各種不同的風命名的複雜系統,然後你就見到他原來是那個水俁病不獲確認者協會的會長,正在操持會議,討論爭取方向;

藤爺爺:加藤的好友,全阿賀河當時在行走的河船都出自他雙手,造船似是他最大的生命價值,他一直不肯收徒弟,直至本片拍攝期間,收了兩個中年村民做「徒弟」,嚴厲監工,但在新船下水的祝賀會上,仍在喃喃:「我沒有說過你是我徒弟」;他的水銀毒也中的厲害,腳部曾經被熱水管嚴重燙傷,就是因為腳部已一點感覺也沒有,根本不知道已經燙傷還繼續貼著熱水管,導致嚴重燒傷;

井上和關塚:很欣賞遠藤的手藝的木匠和漁夫,多年苦苦求教不果,只好自己把其中一艘船拆開來研究,還拍下照片作紀錄,協助學習。後來,遠藤忽然願意教他們造船,他們興奮到不行,努力學習,終造好第一艘船;

花代代惠:一出場便是在漫天風雪中,穿起雪鞋,艱辛地用自己的方法,量度山坡的山泥傾瀉可能,似乎是個堅毅有主見的人,然後你會了解到原來,他就是肇事的昭和電工的前員工,因知道公司的確犯罪而出面作證,因而被其他同事的村民埋怨,認為他出賣公司,但他仍堅持下去;(天呀,想想那個時間的幅度--1965-1992…..

花奈賀子:出場僅一次,就是在村民們的集會「 深田卡拉OK俱樂部」裡,做傳統的舞蹈表演,婆婆似乎很到位,獲得村民們尖叫拍掌……

 

這樣一長串的,不是很像一個劇情片的角色設定嗎?但這是紀錄片啊!

這就是紀錄片的難處和吸引我的地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紀錄片工作者,都會清楚,在拍紀錄片時,現實不跟隨你的個人意志走;但你的個人意志,卻也是在紛紜的現實當中眾多意志(包括你與被拍攝者)的其中一個,你的存在會影響事件的發生、紀錄和傳播。紀錄片工作者的自由度明顯是較劇情片低的,現實就是提供了這樣的素材,問題是,作者有沒有把握住每個人的特點去創作,而影片在這方面的成就是滿清楚的。而我覺得,之所以鏡頭拿得準,敘述把握得好,就是與長時間的蹲在村裡的了解直接相關的。

不過,在這麼120分鐘內,將那麼長的時間幅度內那麼多條線編好,靠的,又是什麼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