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電影,這樣的年代:第三十六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筆記

鄭政恆

據知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二百八十三部電影,比去年少了一點點(我看了四五十部)。節目人員也許知道現代人有選擇困難,所以提供了八大貼士:愛情、性、革命、文學、金錢、權力、家庭、影痴,這是主題先行的分類法。但對於一路跟進世界電影潮流的觀眾來說,他們的分類法可能並不如此。

 

拒絕長大的年代

先說地域,由比較接近的開始。今年電影節的開幕電影是彭浩翔的新作《春嬌與志明》,頒獎禮之夜有台灣金馬影展發起的聯合創作計劃《10+10》,閉幕電影是王全安的史詩式作品《白鹿原》,中港台都有,我們從中看到三地的文化差異。

《春嬌與志明》的票房一路報捷,續集裡,志明與春嬌的感情出現變化,二人先後到北京工作,交上新的異性朋友,為他們的復合帶來阻礙。本片較難得的是,彭浩翔保持著香港本色,沒有「棄港」(或者說,去到哪裡都一樣,不會改變自己),將廣東話的抵死一面發揮得妙到毫巔。至於最後一場戲我認為爆笑有餘,始終做不到合情合理。但無論如何,我看的那一場,觀眾反應十分熱烈,全程歡笑,似乎對志明與春嬌的幼稚病」很受落,大家都拒絕長大。

10+10》的二十個短片,看畢只餘下霧裡看花四個字,帶起了一個看法、一種情緒,就輪到另一段。這是短片、速食、消費三種文化的產物,個別如鄭有傑、張艾嘉、魏德聖的作品比較突出,總的來說卻是蕪雜。至於《白鹿原》,改編自陳忠實的同名小說,以中原氣派呈現出大歷史敘述,與港台兩地的輕巧美學大相逕庭。《白鹿原》表面上追認第五代導演的藝術遺產(例如張藝謀的《紅高粱》和陳凱歌《黃土地》等),卻又突顯出昭然若揭的弒父情意結。電影帶出傳統價值的失落、歷史時代與個人的轉折等老調子,影片一開始時強調「這世道就是不公平,就得反!」的現實主題,及後由張雨綺飾演的田小娥移入重心,一下子變調為鄉民對一個女人的種種欲求,個個男人都變得衝動幼稚。當我說《春嬌與志明》是拒絕長大時,《白鹿原》何嘗不是放不下男孩子的伊底帕斯情意結(Oedipus complex)呢。

名導又如何?

心理分析是上世紀初的顯學,加拿大名導大衛哥連堡(David Cronenberg)的新作《危險療情》(A Dangerous Method)就借此發揮,當然影片很難算得上是他的出色之作了(即使對比上一部、四年前的《黑幕迷情》Eastern Promises)。

事實上,許多大導演的作品都不算十分出色。今年的電影節裡,我看了不少日本電影,大師的作品例如新藤兼人的《明信片》,據說是他的收山之作,反思戰爭與生命力,只是保持一定水準,而六十年代出生的日本中生代導演作品中,是枝裕和的《奇蹟》很出眾,三池崇史的《一命3D》改編小林正樹的經典作《切腹》,卻是東施效顰,有更多的資源、更好的科技、出色的演員、坂本龍一的配樂,加起來卻沒有了更重要的反思、內涵與靈魂,容我不客氣地說:三池崇史的版本,可謂多餘的重拍。另一部作品《十三刺客》原來不予太大期待,然而三池崇史卻讓《十三刺客》老老實實打足半部片,反而睇得過癮。

另好,我也看了三個英國導演的作品,米高溫達波頓Michael Winterbottom)和泰倫斯戴維斯(Terrence Davis比安芝亞雅萊Andrea Arnold更有名氣吧,但雅萊的新作《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比前兩者的《黛絲小姐》(Trishna,改編哈代的《黛絲姑娘》)和《藍藍的深海》(The Deep Blue Sea)更好,只因更願意嘗試和走出界限,從原文本找出新意。所以,名氣不是一切,更應該相信實力

有人說,今年電影節沒有大師回顧,令焦點模糊分散,我不完全同意。當然我也喜歡看大師級的作品,但只看名作,而忽略新作,也不健康。當然,新作良莠不齊,大師作品有質量保證,從一般觀眾的角度而言,沒有大師回顧單元,可能難以找到心頭好,但從前瞻的角度看,我們不可以單單留戀往日的經典。

 

一些好電影與觀察

 

電影節的特別環節有當代波蘭電影,其中《磨坊與十字架》(The mill and the cross)十分出色,東歐電影一向水準不錯,羅馬尼亞動畫《兔子的日落大道》(Crulic)以及捷克片《清白有罪》(Innocence)都是對人性的觀察力強,兼有新的板斧。

 

最後,我發現不少電影都喜歡詩,大家都好像想借詩言志,日本新浪潮導演藏原惟繕在《愛的飢渴》(三島由紀夫原著中,有蘭波(Arthur Rimbaud的詩,最近的《桃姐》,也有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而我的筆記本中也有以下四則,抄錄如下作結:園子溫的《戀之罪》有田村隆一的〈歸途〉╱是枝裕和的《奇蹟》有谷川俊太郎的〈活著〉╱《清白有罪有賀蘭(Vladimir Holan)的詩泰倫斯戴維斯的《藍藍的深海》有莎士比亞的〈維諾斯與阿都尼斯〉(Venus and Adonis)。

 

 

從《桃姐》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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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桃姐》說起

鄭政恆

看過許鞍華的新作《桃姐》,確是十分出色的香港電影。從《桃姐》出發,我除了想到辛其氏的短篇小說〈索驥〉,又想到獨立電影的發展空間和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種種問題。

先說獨立電影。許鞍華不是獨立電影導演,但我認為她不全然向商業靠攏,反映了一定的獨立精神,《天水圍的日與夜》的成績有目共睹,這部影片和其後的《天水圍的夜與霧》、《得閒炒飯》都是王晶旗下的影王朝有限公司出品,香港影壇中,商業運作與創作人自主的微妙關係於此可見。香港本地電影的市道不振,商業投資也自然小心謹慎,不少電影佳作能夠面世,卻不是因為有機制協助,而是因為個人的努力和關係,例如王晶支持奮鬥多年的許鞍華,又例如劉德華的幫忙。

2005年劉德華推動亞洲新星導電影計劃,翌年就有六部華語電影作品面世,其中由中國內地導演寧浩執導的《瘋狂的石頭》最為成功。最近一兩年,劉德華投資的《打擂台》獲得第三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桃姐》的成績也有目共睹。《打擂台》和《桃姐》可見劉德華的眼光,而亞洲新星導電影計劃則可見他的理念,很重要一點就是「發掘及培育有潛力的新晉電影製作人,利用新思維、新元素、新頻道、新技術去創作獨特而優秀的電影」。

從個人回到機制。亞洲新星導電影計劃在2006年完成,2007年香港政府投入三億元到電影發展基金,製作融資計劃出台,令人期望有更多中低成本的香港本土製作面世(相對於傾向大型的合拍片)。計劃的申請資格一項中,申請人需具備完整劇本,這當然無可厚非,但計劃需獲確定為商業上可行,並得到令政府滿意的第三者融資,就無疑令人感到一切商業先行,而藝術水平在申請資格中沒有半點位置,更教人覺得製作融資計劃只不過是一盤生意經,沒有藝術追求在內。

直至二月,運用政府公帑(即納稅人的錢),獲基金計劃融資的電影是甚麼貨色呢?最為香港觀眾所熟悉的有引起全城熱話的《歲月神偷》。影評人認為水準不俗,值得推薦及表揚的只有岸西首次執導的《親密》和去年的《人間喜劇》兩部。熊欣欣的《戰無雙》和陳國新的《37》甚至沒有在香港戲院正式公映。曾經公映的周隼作品《贖命》(Strawberry Cliff),該片在IMDB網站上顯示為美國電影,演員表中只有陳奕迅一位是香港華人。《贖命》的投資單位是安裕置業有限公司,此公司於今年八月再獲電影發展基金青睞,《殺人犯》導演周顯揚的新項目《大追捕》更得到基金計劃融資近五百三十萬。

去年公映過的《熱浪球愛戰》和《潮性辦公室》都被視為大有問題(後者是影王朝有限公司出品),證明電影發展基金沒有一定的藝術考慮,也不合乎基金的計劃目標──「提高本地觀眾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和欣賞能力」,再試問上文提到的沒有在香港戲院正式公映的《戰無雙》和《37》,我們看都未看到,如何說提高?公帑就如此倒出去了。

回頭再看獨立電影的問題。自從張經緯的《音樂人生》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放映,連連加場,口碑載道,更奪得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殊榮,獨立電影小本經營,走入大眾,獲得認可,不是沒有可能。獨立電影與商業院線結合的流通模式,真的是獨立電影發展或發行的坦途嗎?

當獨立望向商業,商業也望向獨立,大眾口味的分化令商業空間擴大了。去年在商業院線發行的香港及華語獨立電影,印象中就有張經緯的《墨綠嫣紅》和《一國雙城》、賴恩慈的《1+1》、姜秀瓊及關本良的《乘著光影旅行》、葉劍峰的《金不換》、蔡敬文的《不設房》、曾翠珊的《大藍湖》、陳耀成的《康有為在瑞典》,除了《不設房》在The Grand、《一國雙城》在AMC上映外,其餘集中於百老匯電影中心。問題是,面對商業的計算,獨立電影的推廣並不易為,獨立電影若不是緊扣社會議題(多少反映主流電影不夠寫實及社會性,留下發揮空間給獨立電影),似乎難以生存。換言之,票房主導了的話,也可能令獨立電影的自主面貌改變,有些偏鋒的、個人的、實驗的、概念的作品更難跑出。

吸納不到的,就是剩餘了。獨立電影很依賴口碑帶動,由親友支持開始,到評論人的開拓,再推展到大眾,這是獨立電影的一種生存法則。商業電影與獨立電影有互相重疊的地帶,《音樂人生》打開了的新局面,值得珍惜與探索(例如每個月都推出一部香港及華語獨立電影製作)。但另一方面,獨立電影也需要保持自主的位置,與商業電影拉開一點點距離,保證獨立的作品也有不受商業掌控的生存空間。

在此一提,近月的影意志停止資助事件,曾引起廣泛關注,箇中問題當然還是局內人比較瞭解。我作為旁觀者很想指出,獨立電影需要藝發局財政支持,這是為了整個香港電影界的多元及平衡生態。而目前為止,影意志是最能夠推廣獨立電影的團體,影意志資助申請無疑需要認真處理並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