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在這裡

黃靜(《字花》編輯)

〈街.道——給「我們」的情書〉這部都市小市民由反迫遷到民主規劃運動的十年紀錄,涵蓋了一眾遭逼遷的舊區街坊、參與抗爭運動的義工和剪接者李維怡的種種思考,想法、人與情感交錯的絲縷。

十年,並非意味宏大,而是綿長。

鏡頭,非全觀式俯視,而是各區義工踏實介入每場運動之中的平視與內省。

香 港一九九七年政權更易後的十多年間,與其說爭取全民普選是民間對生命自主覺醒和抵禦的關鍵議程,毋寧說這種自主精神早已存在於空間規劃抗爭裡。數數白欖, 舊區重建抗爭包括灣仔囍帖街、嘉咸街、深水埗,地標保育有中區古蹟、天星、皇后碼頭;鄉間發展延及菜園村、馬屎埔和新界東北一帶。而同時,我們可上溯至九 十年代的居住空間運動,金輪大廈、荃灣天台屋、大磡村、何家園等抗爭運動。

每場運動,也就對家園、殖民、本土一次重新的提問與定義。

我希望從片子的末鏡說起。一位四眼叔叔,在貨車滿泊的街上吹奏起〈彎彎的月亮〉,字幕打出:「如是,在2012年的今天,我十分清楚『我們』是誰,還有『我們』要一起尋覓的那個,未曾存在的故鄉。」它可以是面對今天的一個立足點。對城市人來說,故鄉意味著什麼?城市切割人類和土地的依存關係,把人想像成原子粒那樣而構成懸浮、無名但又孤獨不已的人倫網絡,「尋覓那個未曾存在的故鄉」彷彿一道無可奈何而又柔韌的力量,追問那些一路形成的生活質感與共同體,遭發展主義之手逐步撕開以後,身在其中的匍匐而行的主體,如何正面迎擊資本主義和強權形形式式的詭計?

街道是城市初生成於19世紀巴黎的關鍵骨骼,而當近年街道被消失之時,坊間除了無力地懷舊,對今天對社區的小情小趣,視之為生活的純粹與溫馨,還開始透過「自城一角」和改變離城市冰冷的面貌而達致自主和溫存——如天台種植、網上以物易物交換文化,甚至搬至鄉間,過著半農半X的生活——這固然體現了某種改變現狀的力量,但我不禁感到憂愁:在城市裡迫仄的空間裡各種掙扎和糾結,恐怕還是我們必先要面對的現實:而這部片子裡的十多年抵抗舊區重建運動,街坊一張張面孔,在我看來,彷彿再次提醒了這點。

片子由人的成長和街道的建立緣始。各區店舖街坊、小販、以至經常留連街上的活躍分子逐一出場。廈門街水電工程的長女、順寧道正直爸爸、文具鋪老闆娘、花牌匠黃生、電器義工黎生……。這邊廂嘉咸街街市裡共事的菜販建立超越血緣的親情,超越家庭為本的人際網絡,那邊廂大廈梯底小店may姐是資訊站,由交換街頭信息至重建事件情報……

小寫的歷史滿佈街道。片中不少畫面比小於銀幕框,街坊的群像懸浮著,紀錄片片段夾雜著飄飛的風箏木顏色畫、牆身勁草街貓一景,配樂是玩具琴奏出叮叮噔噔奇幻的圓舞曲,敘事猶如碎念。而或許,現實裡最踏實的質感,在片子中途展開。「衝突與復原」和「都是真的……」兩個章節,便敞開了現實生活裡斑駁矛盾的日常。深水埗街坊曾相救人緣不好的地產老闆娘,她後來為得到更多重建賠償而大規模迫遷租客;正直爸爸向街坊追索千元債項的「街頭行動」,不是真打,到最後討回大部分債款,事情經由時間逐漸和解;嘉咸街菜販Christine說,左鄰右里互助互愛,但坦言「內心爭鬥,一定有,不要說大公無私,無…但出言傷害,不會。」互相依存的人倫關係,在於善良互助,更在於自行/無法復原甚或無疾而終的衝突之中。而大家共構的物質、生存網絡、小型經濟圈令關係堅實起來。在此間,灣仔利東街是競爭又互補的著名例子。

舊區居民的故事說下去,便是與規管、空間規劃等公權、意識形態的正面交鋒。私有產權耳熟能詳,在領匯食環地產霸權當道的時代,片子提出「社區產權」這詞——深水埗朱小姐報紙檔駐紮福榮街幾十年來,到重建才第一次因被投訴而險些導致貨物被充公。影片透過另一些街坊,進而問街道、樓梯、河流到底屬於誰(甚至於人以外) ,直至利東街街坊和規劃師合作製作的、得到專業人士認可的啞鈴規劃方案,以及由深水埗居民提出的居民自主重建方案。

維 怡以深水埗街坊羅志勤為「工作的自由」而賣菜,以人民小本自主營生重新詮釋新自由主義政府掛在口邊的「自由經濟」,又借用建築師波特曼曾談及一個叫「共享 空間」的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裡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 的自由感覺。」(1999:115) 引申出「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會讓人較為容易放鬆,防衛心隨之而降低,就較容易與人發生溝通和交流,這就是社區形成的根本。」在走不出的城市,連結天與地的 方法,便或者像鯉魚門長大的嘉和,細述鳥的聲音--交配、覓食、休息,輕易辨認哪些路邊花能吃。被驅趕至市區的他曾任職寬頻推銷,展開沉悶的打電話、渴望 藍天,難以識認眼前景物的生活情景。

片子提倡的社區網絡之必要,在我讀來,非單指向公平公義的終點,也不是只有激昂或溫暖的煽情。鏡頭下有種片中引用的屈原談璞玉句「和血抱璞而泣」的詩意,那是與現實糾纏的、趨近生命原真的企圖——舊區裡所見的重要價值,在不講求平等人情的公共世界,可以怎樣存留、發展,成為城市裡哪怕微弱但不滅之光?片中訴說深水埗街坊黃乃忠製作花牌的故事,註腳是「花兒只送眼前人」。我在思考這種原真的詩意,在此刻的香港面前,它作出什麼詰問,什麼啟示?

在街道行將完全消失的世界,積極點想,或者應該問的,是「我們如何能在疏離中如何建立生活網絡」的可能;又或有什麼論述介入現在的狀態?分析租管、房屋、土地各種政策下的生存掙扎?

片子沒鑽進如「街道規劃/新市鎮從何而來」的歷史,亦沒有直接對應以上的問題,而是提出了我們早已明白的價值:平靚正貨品流轉的窮人經濟圈;居民生活後巷前街的連結;工業時代流下來的敬業、專注生產模式等等熟悉的描述。

片子之所以重現這些熟悉的境況,原因或許簡單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人類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當鏡頭聚焦,容讓深水埗擺攤賣二手電話、修理手提電話的何生,蹲在得興麻雀館招牌前擺檔,我便感受到,那種趨近小市民的原真,其實是記憶之戰。當然,捍衛記憶如何逐步演變成一種具實力的抵禦和建造,「我們」或者得繼續一同思考、實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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