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怒沿線》: 在社區與社會運動裡的紀錄片 

影行者的成員陳彥楷在2008年下定決心,要進入正面臨被廣深港高鐵拆村的菜園村,開始了他到現在也停不了的參與式紀錄長片。影片的第一部《菜園紀事》和第二部《蓽路藍縷》都在2011年新春的菜園滾滾來的活動中放映,第二部《蓽路藍縷》DVD亦剛剛出版。說起來,這第二部的出版還遭遇了一點挫折:由於影片的長度,我們需要用一種叫D9DVD做母碟,可是,全港只有兩間廠能印這種碟,而其中一間的客人,包括保皇派政黨、商家、政府。我們的影碟,因為「太政治化」而被廠方拒印。結果,影碟還是送到台灣才能印。

至此,我們更了解了我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和立場,以及我們日後應該做什麼了。訪問時剛好曾多次參與台灣的抗拆遷運動的朋友張立本到訪香港,我們便以訪談形式,一起談了許多關於社會運動、紀錄片、社區、農業、藝術、人生感慨……的事情……

楷:陳彥楷  本:張立本  怡:李維怡

怡:當初怎會想到要去菜園村拍攝這種紀錄長片?是有甚麼觸發你去做這件事?還是過往的一些經驗累積出來的動力?

楷:當初經歷大磡村、何家園、鯉魚門、利東街,天星皇后,中間有去學有機耕種,覺得像我這種人,累積了有這些經驗,有責任要走下去,才不辜負一起走過的人、一起爭取過的街坊、村民及摯友。

而菜園村是一條盛載香港農業歷史的村落,而且是一連串跨境大型基建的開始,未來還有許多鄉郊村落會因為大型基建或「跨境融合」而被迫遷清拆,因此,菜園村發生甚麼事,對未來將受影響的村民,以及香港的農村,都有關鍵的作用力。

其實當時在影行者開會時,已開過會決定這件事是要去參與拍攝的,但當時仍在考慮自己的承受力,到底能不能再承受投身之後,整個地方被移平那種煙消雲散的感受?

當時與朋友分享了想法,他跟我講了三點:

一、有這些經驗的人,有責任要走下去;
二、就跟村民一起走走,再看看事情該怎辦,有甚麼可以轉化,讓事情避開發生很差的情況;
三、還是你根本就不是幹這種事的材料?那就乾脆都不要幹了吧?

於是,本着同儕砥礪之情,鼓起勇氣,便去了。

怡:你自己亦曾讀大學讀到中途棄學,跑去學有機耕種。這個經驗,對於你參與菜園村,有沒有甚麼關係?

楷:最初我本是想唸建築系的,因為那是人與自然必要的接合點。可是,看到香港很多人無屋住,卻又不斷有人建造出好少人可以負擔的房 子,不知如何是好。但後來高考考不好,不夠分,就唸不上建築唸了物理。大學時代就接觸到當時的錄影力量和八樓(全稱為「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現時為 「自治八樓」),了解到許多有關拆遷的討論及紀錄片這個媒介。

學有機耕種,認識到,香港沒有農業政策,土地又被嚴重地壟斷,而飼養牲畜的工作,現時根據法例只有大財團才有能力做。種種原因下,香港的農村就只有不斷萎縮和為城市發展讓路了。

菜園村的事件,可以說就是我關心的問題(拆遷、農業、紀錄片)的一個總接合點吧。

怡:你如何理解你在菜園村的工作?是參與運動?旁觀紀錄?藝術創作?還是其他?

楷:我的工作,有幾部 分,說是工作,也不好說,也不是什麼工作,只是和村民生活。中間我們有著交流,一起開會、遊行爭取、一起思考下一步、交流意見、聊聊天、飲茶、吃飯、聽心 事、去旅行去交流、一起走下去。當中有做紀錄,會議、行動和日常生活。對外發放訊息、紀錄各種過程及時空下,人的狀態。在過程當中,再思考怎樣捕捉和表達 事情與心境,展現人性在其中的燦爛,及共同經歷的感動。

怡:哇,這些不算是工作,那什麼是工作?

楷:(笑)其實一開始就 知道是要認真做的工作啦!初時進村,對自己一舉一動都很有意識,精神非常集中,所有感官都打開了,集中去了解發生的事情、村民的感受。總之,每次入村,出 來時都非常疲累。去拍攝就是主動的了解呀,然後每次回來看毛片,把訪問裡察覺的村民個別的想法和感受,帶回屬於村民的關注組裡。有時,個人的感受和想法, 在大會上難以表達,在聊天時卻會跑出來。拍紀錄片在這個層面上,也成為了組織工作的一部份。

也可以說,我很想紀錄在運動裡,村民的精神面貌,不過,老實說,我還是覺得我不懂得做。

怡:你提到「 展現人性在其中的燦爛,及共同經歷的感動」,聽起來好像有點陳腔濫調,難道運動裡面沒有負面情緒、陰暗面嗎?

本:你說「人性燦爛」,又對照著「農村」,讓我感覺有些本質化的危險我們都知道人性不只有美好,農村也不是外在於現代社會的,你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楷:所謂的「燦爛」,意 思是他們一直在專心做著不只為自己的利害的事情,這是一件太厲害的事情,有時我都不知怎樣捕捉。我們談社會運動,就是要動搖權力和資源分配的方式,弱勢人 民怎樣和既有的分配權力去鬥爭。在香港,願意這樣做的人,以一群的形式出現,而他們幾十年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共同處理日常的社區問題,這樣的一群人,在 香港很少見,所以我很想紀錄這件事。

反而,自私自利的陰暗面,是很普遍也很普通的事,不值得我去花力氣再講一次。

關於大家之間的衝突,總是有的,可是因為以往他們已共處了很長的時間,互相都了解對方的性格,正所謂要吵架的也吵了幾十年,他們很熟習如何可以安慰對方,並且能在大敵當前時迅速重新組合團結。故此,在舊時的菜園村,爭吵的確是比較少的。

至於負面情緒,是要靠時間來處理的。初時,他們有負面情緒會收起來,譬如哭時、不開心時,就會問我: 「有什麼好拍?不要拍了。」為了尊重他們的意願,我也就沒有拍下來。可是當影片放給他們看一次時,他們又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看起來好高興,只有笑, 又不難過,不辛苦?」於是他們了解到一些事,然後我就說:「所以下次你們哭起來,我就不會停止拍攝了。」然後下次有人哭,我真的就沒有停止拍攝,就是這樣 了。

本:很多人都會批評「運動型」紀錄片太想「塑造形像」,你怎樣看呢?

怡:對,就有人會問你是否「不客觀」了。

楷:主觀客觀不重要,重 要的是這是我看到並相信的故事。影片裡有我,有村民,有我們的關係。而且,實在沒有誰可以被我「塑造」啊!村民裡,有的人很想透過鏡頭對其他人說點什麼; 有些人很快習慣鏡頭;有些人要你解釋很多次、很清楚才會接受拍攝、也有人堅持不想被拍攝的。我只是,一直,跟著他們,跟著這件事,想拍出一種村裡的「普通 生活」。

本:同時,因為是受到很強的外力的壓迫、強迫,人的狀態也就被逼著不斷改變,包括人的性格可能也會轉化,你怎樣處理這些?

楷:這一點是我覺得我沒有處理好的。本來想不同階段每個村民都去訪問一次,但實在一個人沒法做,於是變成只訪問了我比較熟悉的村民。現在希望可以做多一點這方面的拍攝。

本:你覺得影片有沒有影響事情的發展?有沒有想過要造成影響?

楷:過程中,我感覺,好 像如果我持機拍攝訪問的話,村民就可以談比較抽象話題,因為他們面對鏡頭時,覺得要認真思考問題回答。我相信這也是組織的過程,因為參與的人都需要沉澱想 法,才可以繼續。而不同階段的影片在村民大會放映,會讓大家都有機會見到另一個狀態的其他人,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另外,影片出來以後,也可以拉村民一起去 放映,希望他們多做分享,練習表達吧!

怡:約兩小時的沒有旁白紀錄片呢,到了中學,那些學生沒有睡到天昏地暗嗎?

楷:暫時未見過,可能因為菜園村還算是個熱門話題,農村生活又許多學生未見過,一方面覺得有趣,一方面好像有種「睇真d」的感覺,所以,暫時沒有吧。

怡:你如何理解你的紀錄片與村民的關係?你心目中的觀眾,其實是甚麼人?被拍的村民,又怎樣理解你?

楷:村民一開始以為我是記者,之後透過一起合作一陣子,拍攝和剪接短片給他們看,一起思考,他們給予意見,我再剪給他們看,再看看有 甚麼修改,菜園村整件事發展得很快,短片報道我剪得很少,主要靠其他朋友去補足。短片在村民大會播放,大家看都很開心,互相看到彼此的存在及感受。

村民怎樣看我?應該是:負責紀錄和將說話傳播出去的人、幫手耕田的人等等。熟悉了以後,他們會叫我「拍這拍那」,問我「影不影?」;再之後就進一步 會叫我「不要拍這拍那」--「這也要影?」;再之後就有:「食了飯沒?」「明天飲茶吧?」「咁瘦呀你?」「早啲瞓呀!」「辛苦你了!」「一起去放片吧!」 「這樣剪好像好啲!」「最好加番啲遊行示威!」

影片對象其實主要是村民、關心菜園村運動的朋友及將會面對拆遷的人。當然第一個「觀眾」,是我自己,我希望把我感受到的都透過影片盡量展現出來。

怡:那麼你覺得你的紀錄片與其他參與在菜園村運動裡的朋友、戰友有什麼關係?

楷:(笑)好像暫時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菜園村支援組的朋友,可能不大在意我的片子吧。

因為我不是剪議題,我不懂得做論文式的影片。

怡:(笑)也可能是因為別人知道很難說服你什麼吧。

楷:(笑)也可能是這樣。第一次放給大家看時,大家給的意見,簡直就是應該要剪另一齣影片了!不過,在村裡那麼長時間,沒有令到其他朋友參與拍攝,好像有點未能達到影行者應有的精神,慚愧慚愧,反省反省。

本:你好像很在意影片拍攝者的觀點,但又強調面向社區,強調跟她們一起生活,那你的紀錄片,主體是誰?

楷:對,就是我。所以所有責任也歸我。怎麼說呢。其實,影片不是一剪就公映的,是最初有版本給村民看,他們有意見,主要是內容上的意見,我會改。也有我不會改的,就是形式的部份。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我比較抗拒旁白,我比較願意用影像,透過事件的舖陳、人們的對話,我認為已經足夠清楚闡述了。

不過,也可能,是我不懂用一種我不會覺得很糟糕的旁白吧。

例如:如果是新聞片那種旁白,一鎚定音的旁白,我不接受。

或許我可以接受的,是村民自己旁白自己的情況,或者,是村民拍我,我自己的獨白。這些都可以想想看。

怡:那麼,你覺得你在菜園村拍的紀錄片,算不算是一種「社區藝術」呢?

楷:據我了解,現在「市面」上會認為自己與「社區藝術」有關的人,應該有以下幾種吧:

一、進入社區裏面、與社區建立人的關係,和社區裏的人在一起討論,在社區裏(或在外)和社區的人一起做;
二、觀察社區事件、社會關係,在社區(或在外)和社區一起做;
三、觀察社區事件、社會關係,在社區裏自己做自己的事;
四、觀察社區事件、社會關係,在社區外自己做自己的事;
五、社區的人自己在社區裏(或在外)和社區裏其他人一起做。

第一種到第四種,都是由本不是社區一分子的人去做,而在這些當中,比較接近我的情況,或者是我比較喜歡的做法是一起討論,在社區和社區一起做。也許 不算是「喜歡」,而該說是「應該」,因為這當中有倫理的問題。如果一個藝術工作者,到一個社區汲取資源,來一次兩次,然後就出去做自己的「作品」向外宣示 這個社區的面貌,同時這些宣示馬上成為這個藝術工作者個人的社會文化聲望/資本,而公開宣示作品所帶來的關注或資源都無法回到那個社區的話,我覺得這是不 好的做法。由於藝術工作者很可能比村民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出外宣示作品,也會反過來影響社區正在發生的事,除非他很小心地意識到這些權力關係,從而摸出一 個平衡來。

我認為這當中有很嚴重的倫理問題,藝術工作者如果忽略這一點就很糟糕。

至於我自己,應該是希望做到第一和第二種的混合體吧,也不能說是已經很知道怎樣做,就是一邊做一邊思考、反省。

怡: 那麼,往後,在搬村後的菜園村, 你還會做甚麼?

楷:跟現在也差不多吧,與村民同行地拍攝紀錄片,與村民有社區意識地耕田,與一起走過來的村民和摯友們建設一條有產業、有組織、有公共性的村子。

(完 2011/7)

(修剪版刊於《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
作者: 謝傲霜、謝至德
出版社:香港 kubrick
出版日期:2012/02/01)

現實,在這裡

黃靜(《字花》編輯)

〈街.道——給「我們」的情書〉這部都市小市民由反迫遷到民主規劃運動的十年紀錄,涵蓋了一眾遭逼遷的舊區街坊、參與抗爭運動的義工和剪接者李維怡的種種思考,想法、人與情感交錯的絲縷。

十年,並非意味宏大,而是綿長。

鏡頭,非全觀式俯視,而是各區義工踏實介入每場運動之中的平視與內省。

香 港一九九七年政權更易後的十多年間,與其說爭取全民普選是民間對生命自主覺醒和抵禦的關鍵議程,毋寧說這種自主精神早已存在於空間規劃抗爭裡。數數白欖, 舊區重建抗爭包括灣仔囍帖街、嘉咸街、深水埗,地標保育有中區古蹟、天星、皇后碼頭;鄉間發展延及菜園村、馬屎埔和新界東北一帶。而同時,我們可上溯至九 十年代的居住空間運動,金輪大廈、荃灣天台屋、大磡村、何家園等抗爭運動。

每場運動,也就對家園、殖民、本土一次重新的提問與定義。

我希望從片子的末鏡說起。一位四眼叔叔,在貨車滿泊的街上吹奏起〈彎彎的月亮〉,字幕打出:「如是,在2012年的今天,我十分清楚『我們』是誰,還有『我們』要一起尋覓的那個,未曾存在的故鄉。」它可以是面對今天的一個立足點。對城市人來說,故鄉意味著什麼?城市切割人類和土地的依存關係,把人想像成原子粒那樣而構成懸浮、無名但又孤獨不已的人倫網絡,「尋覓那個未曾存在的故鄉」彷彿一道無可奈何而又柔韌的力量,追問那些一路形成的生活質感與共同體,遭發展主義之手逐步撕開以後,身在其中的匍匐而行的主體,如何正面迎擊資本主義和強權形形式式的詭計?

街道是城市初生成於19世紀巴黎的關鍵骨骼,而當近年街道被消失之時,坊間除了無力地懷舊,對今天對社區的小情小趣,視之為生活的純粹與溫馨,還開始透過「自城一角」和改變離城市冰冷的面貌而達致自主和溫存——如天台種植、網上以物易物交換文化,甚至搬至鄉間,過著半農半X的生活——這固然體現了某種改變現狀的力量,但我不禁感到憂愁:在城市裡迫仄的空間裡各種掙扎和糾結,恐怕還是我們必先要面對的現實:而這部片子裡的十多年抵抗舊區重建運動,街坊一張張面孔,在我看來,彷彿再次提醒了這點。

片子由人的成長和街道的建立緣始。各區店舖街坊、小販、以至經常留連街上的活躍分子逐一出場。廈門街水電工程的長女、順寧道正直爸爸、文具鋪老闆娘、花牌匠黃生、電器義工黎生……。這邊廂嘉咸街街市裡共事的菜販建立超越血緣的親情,超越家庭為本的人際網絡,那邊廂大廈梯底小店may姐是資訊站,由交換街頭信息至重建事件情報……

小寫的歷史滿佈街道。片中不少畫面比小於銀幕框,街坊的群像懸浮著,紀錄片片段夾雜著飄飛的風箏木顏色畫、牆身勁草街貓一景,配樂是玩具琴奏出叮叮噔噔奇幻的圓舞曲,敘事猶如碎念。而或許,現實裡最踏實的質感,在片子中途展開。「衝突與復原」和「都是真的……」兩個章節,便敞開了現實生活裡斑駁矛盾的日常。深水埗街坊曾相救人緣不好的地產老闆娘,她後來為得到更多重建賠償而大規模迫遷租客;正直爸爸向街坊追索千元債項的「街頭行動」,不是真打,到最後討回大部分債款,事情經由時間逐漸和解;嘉咸街菜販Christine說,左鄰右里互助互愛,但坦言「內心爭鬥,一定有,不要說大公無私,無…但出言傷害,不會。」互相依存的人倫關係,在於善良互助,更在於自行/無法復原甚或無疾而終的衝突之中。而大家共構的物質、生存網絡、小型經濟圈令關係堅實起來。在此間,灣仔利東街是競爭又互補的著名例子。

舊區居民的故事說下去,便是與規管、空間規劃等公權、意識形態的正面交鋒。私有產權耳熟能詳,在領匯食環地產霸權當道的時代,片子提出「社區產權」這詞——深水埗朱小姐報紙檔駐紮福榮街幾十年來,到重建才第一次因被投訴而險些導致貨物被充公。影片透過另一些街坊,進而問街道、樓梯、河流到底屬於誰(甚至於人以外) ,直至利東街街坊和規劃師合作製作的、得到專業人士認可的啞鈴規劃方案,以及由深水埗居民提出的居民自主重建方案。

維 怡以深水埗街坊羅志勤為「工作的自由」而賣菜,以人民小本自主營生重新詮釋新自由主義政府掛在口邊的「自由經濟」,又借用建築師波特曼曾談及一個叫「共享 空間」的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裡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 的自由感覺。」(1999:115) 引申出「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會讓人較為容易放鬆,防衛心隨之而降低,就較容易與人發生溝通和交流,這就是社區形成的根本。」在走不出的城市,連結天與地的 方法,便或者像鯉魚門長大的嘉和,細述鳥的聲音--交配、覓食、休息,輕易辨認哪些路邊花能吃。被驅趕至市區的他曾任職寬頻推銷,展開沉悶的打電話、渴望 藍天,難以識認眼前景物的生活情景。

片子提倡的社區網絡之必要,在我讀來,非單指向公平公義的終點,也不是只有激昂或溫暖的煽情。鏡頭下有種片中引用的屈原談璞玉句「和血抱璞而泣」的詩意,那是與現實糾纏的、趨近生命原真的企圖——舊區裡所見的重要價值,在不講求平等人情的公共世界,可以怎樣存留、發展,成為城市裡哪怕微弱但不滅之光?片中訴說深水埗街坊黃乃忠製作花牌的故事,註腳是「花兒只送眼前人」。我在思考這種原真的詩意,在此刻的香港面前,它作出什麼詰問,什麼啟示?

在街道行將完全消失的世界,積極點想,或者應該問的,是「我們如何能在疏離中如何建立生活網絡」的可能;又或有什麼論述介入現在的狀態?分析租管、房屋、土地各種政策下的生存掙扎?

片子沒鑽進如「街道規劃/新市鎮從何而來」的歷史,亦沒有直接對應以上的問題,而是提出了我們早已明白的價值:平靚正貨品流轉的窮人經濟圈;居民生活後巷前街的連結;工業時代流下來的敬業、專注生產模式等等熟悉的描述。

片子之所以重現這些熟悉的境況,原因或許簡單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人類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當鏡頭聚焦,容讓深水埗擺攤賣二手電話、修理手提電話的何生,蹲在得興麻雀館招牌前擺檔,我便感受到,那種趨近小市民的原真,其實是記憶之戰。當然,捍衛記憶如何逐步演變成一種具實力的抵禦和建造,「我們」或者得繼續一同思考、實踐下去。

觀眾觀影後感:未存在的故鄉

看完《未存在 的故鄉》,心裡翻著高高低低的浪。像車子走在顛簸的路上,輪胎下都是深深淺淺的坑。或許,很多身同感受的畫面牽動了深埋的情緒,所以,心情的跌宕如此身不 由己。又或許,目視了許多關於個人境遇背後的歷史背景及社會原因,所以,幾許言不盡意的無奈與悲哀都仿似尋見了能盤根的地。

《未存在的故鄉》影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頭那條荒白的邊界線。

如果問……對 邊界的理解是什麼?腦海裡除了浮現邊疆地區那些灰黑的鐵絲網之外,其餘的理解應該都如同《未存在的故鄉》裡呈現的,一樣的荒白色。荒白在它切開了地域、割 斷了連繫、製造了距離、阻隔了人心。它是有形的屏障、更是隔閡的力量。如同它在《未存在的故鄉》裡的一樣,能讓我感知的是悸動不安與無奈悲愴。

不 過,即使是這般的理解,我卻不見得懂該如何去評價它的好壞。好像,也只不過敢好奇地問:「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學會畫地為界?什麼時候為廣闊無垠的大地切開 了邊界線?當時又是為了什麼呢?」。問這樣的問題,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如果這些問題都有答案。追源溯始,不知道在資源利益的爭奪之外, 還能否盼望有其他原因?

再 坦白(或許是懦弱)一點呢,我也只能表示自己不曉得如何在一個包含了文化、經濟、政治的複雜脈絡下去梳理社會群體間的藩籬。再多看幾次《未存在的故鄉》, 再多讀幾篇文章,懂多幾個理論,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可以思索出答案?只是,看著一個個表現得不屑又咒罵得兇狠的表情,那是一條比鐵絲網更難以跨越的「邊界」 呀!但,如果還可以,或許還是會想問:「當人們將人群分為對立的族群,又理所當然地說著『我們』的時候,有沒有人清楚講得出那一個要區分『我們』與『他 們』的原因?其實,那些『我們』是如何被定義的?為什麼可以那麼心安理得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與一個地方的關係是與生俱來就佔有了比所謂的『他們』更值得使 用/享用的權力?與生俱來是注定還是隨機呢?」

我 不知道以這樣子的疑問句去梳理自己於《未存在的故鄉》的感知是不是一如既往地叫逃避?只是,當積累的坑坑疤疤被再一次在脈搏下躍動著與心跳矛盾的節奏,疏 離與異化也就如影隨形。與故事的感同身受,百般滋味浮盪在心頭,讓人徘徊在輕與重之間,牽扯著動彈不得,太多感覺不知如何著地,有話也說不清。

而所以,或許吧,或許試著追源溯始,多少的孤寂與難堪都能被原諒。又或許,或許試著對自己問問題,多少的無知與自大,都能得到體諒。但無論怎樣,都好像不是現在就能整理得來的,彷彿…..在等待著「終有一日能處理」的到來。

只是,心裡卻偏偏又要再盪漾起疑問句。

「在分離的年 月裡,那些早已植根的虧欠,那些陌生的親人之間,隔閡的傷痕該如何填補,才能摒棄多餘的孤獨?才能彌補「我想關心你,卻不知該從何問起」的空乏與無奈?才 能在吞嚥了許許多多支離破碎的委屈之後,不至於卑微到無言也無語?」這一切還得經歷多一輪的等待?等終有一日的到來?

其實,這樣的問題應該令人更想逃避。

然後,又逃到心的另一處問……

會有人願意承認嗎?那麼多的攻擊裡,他們也只不過是有能去傷害最弱勢的一群。

 委

小型經濟的「本土」

周思中(有機農夫、獨立影評人)

影片末段,「哲理其萎」的橫幅在市建局收樓前夜,事先將揚的高懸在灣仔利東街May姐的樓梯舖上。已踏入盛暑了吧(土收是2005.11.5,那天是11.4),May姐 已是背心一件,不長的頭髮亦束起在腦袋後。橫搖鏡頭所見,當晚在場的人不多,甘甘在彈結他旁邊有人在唱歌。此時此刻在場者的心情,「極其複雜」之類的形容 詞已不勝負荷:長年累月的組織和抗爭,由下而上的民間規劃方案歷盡所有官僚程序最終也否決收場,與其望街興嘆倒不如主動提前祭祀。

 

這亦是構思及剪接《街‧道——給「我們」的情書》(下稱《街道》)的維怡首度出場(其實已到全片最後幾分鐘)之時候。全黑畫面的一個小框裡,但見維怡接過May姐傳來一大扎香,逐少逐少的插在一個臨時的香爐裡,框邊的文字說明大致是:她的心很亂,因為那一刻她不清楚May姐其實把甚麼遞了給她。而她,也不很清楚其實接過了甚麼。這段全程都滅了聲,詩意到極點。

 

看到這裡,筆者呆了。頭幾秒鐘還以為是由於維怡的天主教信仰,後來才想到問題其實內在於整套紀錄片的思考之中。上香是代表運動的死亡嗎?還是接過香 火就是「薪火相傳」?接了意味著需負起甚麼責任?怎樣才算不負所托?再者,都市重建運動的性質和座標到底為何?對香港有甚麼意義?是純粹的阻住地球轉/阻 人發達?還是伸張小市民草根階層的城市權利?它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問題?還是份屬人情味和關係的維度?十年的跨度又意味著甚麼?發生在此時此刻有否甚麼歷史 特殊性?

 

從這點看,相比起前錄影力量及今影行者種種戰鬥力十足的作品,足足三小時的《街道》其實更像人類學研究者的田野筆記。在田野裡,研究者會遭遇不同的 人,各種交往的模式,有明確動機或純出於慣習但都滿載著意義的行為,田野筆記的作用便是在不知何時才能整理出一套文化系統之前,將所見所聞都紀錄下來,並 附帶研究者自己的聯想及初步詮釋。

 

換言之,有別於以往作品往往都具備對街坊有培力(empowering)作用,或者在運動期間發揮即時的消息發佈或踢爆醜聞的短片,或者深描單一社區的人情關係等,《街道》無疑較為laid-back, 但這種後退卻又無疑是更為大膽。又有別於人類學田野研究慣常的單一部落,《街道》的對象散落在灣仔利東街、深水埗福榮街和順寧道一帶、中環結志街、北角春 秧街和馬鞍山;不只如此,當中還橫貫著十年的光景。這個田野其實有點抽象,這個田野是個概念:社區。少了在你一拳我一腳的特定運動中所必須負起的戰鬥功 能,作者便能略為抽身整理種種田野經驗,為一套更完整而進步的社區構想或願景草擬好必要的筆記。

 

除此之外,《街道》在另一方面彷彿同樣具野心。片中深水埗順寧道的何生所說的故事便是一例。話說在街頭做小買賣的何生有一次江湖救急,借了一千元給 另一位街上的朋友,後來要求他還錢時他竟賴賬說「不是已經還清了麼」?何生不憤其賴賬,便開始其個人的小追債運動:每天帶上小聲公在街頭唱衰佢。他之所以 敢於如此坦露,出於義憤也由於數目實在太小,找古惑仔暴力解決於對家而言也太勞民傷財。簡直如同修行,拜得神多自有神庇祐,最終何生也找到了債仔。但世事 也無絕對,對方說分期攤還,最後幾期也是不了了之。

 

沒有大是大非的結局,故事的關鍵也不過是區區一千幾百,追債的手法甚至有些少騎呢,與其說這反映了貧賤不能屈,即使草根階層亦有著不能否定的尊嚴,倒不如說社區就是充斥著這類毫不eventful的情節與關係。百姓不需要人以鑑賞家的眼光欣賞,但社區也不能以各種笑裡藏刀的發展論述「被拆遷」。除非香港社會人人都是大富翁,否則如此的經濟關係便會持續中介著普羅大眾與社區。

 

多年來,媒體以至坊間輿論不見得對各種社區、本土運動不知不覺,但不少都確實流於表面,強調集體記憶、懷舊、情調等,提供版面和篇幅每天都需要填充 的話題。由是看,以小型經濟來重新闡述社區,難道不正正是貫穿著片中印刷戶、電器維修、報紙檔、文具店、機舖、菜檔、車房、花牌師傅等的線索嗎?這些個體 與其說是一個繽紛而溫情的萬花筒,不如說是同一主題的變奏。馬克思老早說過,資本主義不僅追求盈利,它追求的是盈利的增長——這正正區別了街坊小本經營和壟斷性大企業之間本質的分別。小本經營不僅沒打算、也無能力以本傷人消滅競爭對手;恰恰相反,它們就是街坊和社區的日常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中介。

 

若十多年的重建、社區運動所開展的主題給主流媒體反撲、簡化以至扭曲得七零八落難以辨別;本土之提法也遭右翼及其他反動力量和論述詮釋得成為戀殖及 仇共的旗幟。以小本經濟重新整理本土論述的庶民性及相對於大資本的進步性,除了具體而在地,更是個具視野而挑釁性的提法。它不要求他人同情社區,街坊及商 戶自有其街頭的應變能力及生命力;它亦不會成為被壓迫者互相鬥爭的口實,國籍根本不構成被壓迫者之間的對立面。

 

說《街道》是一本田野筆記,因為片子提的線索仍有待開發及擴充。但維怡說接過May姐香火而不肯定接到手的是甚麼,太謙虛了。

給街道的回信

給街道的回信

崔允信(獨立電影導演)

[.給「我們」的情書]同時是街坊互訴心情的情書,是在不同社區發生又互相呼應著的故事老街坊們沒有驚心動魄的經歷,但把生活細節娓娓道來,便足以叫人勾起無限想像,正如順寧道的何生所說,他們都是街道上長大,自然都會「醒醒目目」,又如片中引用雅各布斯言,有些事一定只有通過不是你親朋好友,對你不承擔任何正式責任的人才可教只可惜今天香港是一個浪漫不起的城市,不要說想跟情人重遊十幾年前舊地是註定徒然,最近帶領一班中五學生在灣仔拍攝,他們竟慨嘆中二那年食午飯的餐廳都已消失,找一個有份量的菠蘿包都要跑到天后,他們的短片最後完結在電車路旁一個女孩孤獨地啃著一個多層包裝底下輕飄飄的菠蘿包。

這是一個足足十年的紀錄,看到一個本來對種種自然生態都充滿興趣和知識少年嘉和,長大後成了一個大電訊公司推廣員,每天在冷漠的屋邨中穿梭,反過來羡慕做裝修的舊區街坊,可以跟一同工作的人稱兄道弟,自己只可以跟沒有感情的同事談無聊的事。一隻貓生下一群貓仔把一條街的店連繫起來成行成市不但不會有惡性競爭,而可互相幫忙老印刷工場的陳生淡淡地訴說自己工作,不亢不卑地告訴大家自己收費最貴但品質最好嘉咸街菜檔的檔主每一條菜都認真地處理……他們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連在深水埗經營文具店信耶穌的馮太,都比今天主流基督徒包容,吃著鄰拜過神的茶葉他們工作時容得下小孩和貓,也可自豪地向著鏡頭說他們的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他們不是商業世界中一式一樣的螺絲。互相協商及自主規劃,在一條街上呈現了多元的面貌。

街坊們不煽情地訴說著常掛在香港人口中的發展跟他們都無關,慢慢地,他們無可避免影響一個又一個有力的空鏡,本已足夠令人動容及反省所以片初看見他們對社會的批判,總覺得那些時候他們太自覺,聽見他們帶點結巴地讀著學者們的理論,也好像格格不入但,後來看到巿建局中人的嘴臉May姐絶食抗議報紙檔在深夜無人時被投訴阻街到最後警察無理地拘捕和平表達意見的關注組的成員,明白這些街道不只要寫一封讓我們明白它們感覺的情書,而是要寫一封讓我們作出回應的信前利東街商戶及住戶徐先生讀完馬國明的節錄後,鏡頭回到徐先生身上,他用自己的語言簡單地詮釋了馬國明的理論,「五、六十年的對抗逆境的能力高於現代的人,皆因當時的人可以在街上隨處坐,小朋友也可再街上四處跑,不像今天全都是金笸籮」說到底,這些理論都是從這群生活在街上的人身上提煉出來,電影讓我們能以生活以外另一角度去關心他們,但也僅此而已,接下來是要行動,只怕,會如前灣仔利東街項目重建戶甘太所說,我們會連去承擔的權利都拿走。

今天走進一間位處銅鑼灣比較貴價的雲吞麵,從顧客和老闆的口中得知G.O.D已搬走,而這家麵店也捱不住街舖的貴租要搬到商場的十二樓顧客們埋怨銅鑼灣的街道已不再屬於她們一直以為在發展中得益而努力賺錢追求中產生活的香港人,住在商場上的小單位,在未培養出品味之前,已失去了生活壓迫愈來愈大,醒覺的人可望愈來愈多,三個小時的觀影過程裏,不斷地令人反省自身的處境,把它寫下來就像是給街道的回信。

最後回應片中的一個問題,我相信來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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