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香港國際聾人電影節

聾人電影

擁抱多元、反對單一化一體化,越來越被接受成為普世的價值。

在香港有不少少數族裔,他們保存了他們的語言、文化的特色,令我們的社會在精神及文化生活上更加富裕!

雖然在香港聾人屬於少數,但他們獨立自主,立志成為社會有貢獻的一份子,並積極與其他社會人士合作。

其實聾人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群,他們自己的語言,也就是他們的手語。他們在語言上是社會上的小數,但像香港有的小數族裔,他們既有他們的語言、生活 在社會上的歷史、種種的遭遇、適應和智慧,自然就有聾人的文化。世界各地的聾人越來越肯定自己的文化,而同一時間,出現了越來越多拍電影的聾人、越來越多 的聾人電影、越來越多的聾人電影節。

香港聾人電影也在開步。香港聾人協進會、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連同多個聾人及 健聽人士團體(包括了聾視、聾之友、香港藝術學院、紫荊聚集、香港聾人會、香港聾劇團、香港手語協會、香港聾人體育總會、真鐸啟喑學校校友會、路德會長青 群康中心、香港聾人及手語文化協會、社區文化發展中心、聾耳社 )將會舉辦第一屆香港國際聾人電影節。電影節將於2010年9月17日至19 日香港藝術中心agnes b.電影院隆重舉行。屆時將有來自世界各地出色的聾人電影放映,共有六場之多,當中當然不少得香港的聾人電影製作者的精彩作品。

這次的聾人電影節將能擴闊香港觀眾對電影的局限想像,體驗其實電影是一個公平、自由的平台能讓不同人士,包括聾人也可透過參與電影製作發聲。而健聽的觀眾更可以透過觀賞由他們製作的電影了解聾人的生活及文化;令自己的精神及文化生活更加富裕

聾人觀眾則可以於不同國家但同屬聾人拍攝的電影中找到一種共鳴和聯繫,全情投入戲中的世界之餘,更在日常生活中多添一份國際的團結和視野。

這次的電影節不只純粹停留於只限觀賞的表層,更具意義的是從中衍生出來的電影製作工作坊和短片創作比賽。參加的聾人能接觸和初嘗電影拍攝,如拍攝技 巧、剪片及編劇等。透過電影製作工作坊,更多的香港聾人可以借助電影表達所思所想而得到一次充權的機會,重要的是聾人體驗到電影拍攝並不是健聽人士的專利 和特權。另外,短片創作比賽旨在提供一個讓參加者一展學習成果的平台。而且聾人和健聽人士更可組成團隊參加,體驗社會共融,被選中的作品更能於是次電影節 與不同國家的聾人電影節中播放!

聾人電影是聾人呈現自己的文化的好方法,也是健聽人士認識聾人文化的切入點。聾人與健聽人士的共融,也可以由這裡開始。

節目及購票詳情: http://www.hkidff.com/movs.html

從《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看香港的「政治現實」

(轉自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368)

六月九日,成都法院最終還是判了譚作人五年,被囚的,不單是譚作人,還有良知。

作人的良知

艾曉明老師曾經說,譚是一個好人。是的,他是一個沒有私心盤算、由良知指引自己所走的路的好人。在《公民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和其他義工,每天翻山越嶺,考察災區的情況,搜集死難孩子的名單;他自己家裡一貧如洗,妻子對他的唯一要求是關進監獄後不能自殘身體。

在獄中候審時,他對自己做的一點也不後悔,最心痛的是對不起妻子與女兒。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國度,當政治現實不斷踐踏善與美,當生存之道是要不聞不問、埋没良知的時代,還有何出路?

可幸,在國內仍然有一些志願者,前仆後繼地向這殘暴不仁的政治現實說不,而這也是《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紀錄片的背景。

每一個志願者面對著貪婪不仁的國家機器,都充滿恐懼,但他們仍堅持前赴四川,為譚作人討公道。一幕一幕的暴力接踵而來:公安零晨三點破門而入;艾未 未在黑暗之中,被重拳打了,但手裡仍然緊握錄音機,一兩星期後開始出現失語的症狀,後來發現腦出血,險些送命(幸及時在德國參加展覽之際開洞放血治療); 拿著攝影機的趙趙,心一邊顫抖,但還是硬著頭皮,把公安野蠻的行徑一一拍下;志願者劉艷萍,拘押在派出所廿四小時,然後被強行送到賓館軟禁一天;維權律師 冒著被吊消牌照的風險,跑到成都質問警察拘留志願者的法理;學者、記者、作家,在鏡頭上為「反黨」、「反革命」的譚作人辯護,批評成都當局的暴行超越了統 治者的倫理底線。

當然,還有在鏡頭後面的艾曉明老師,她被迫提早退休、被限制離境,然而手執鏡頭,把公民面對制度暴力的執著,記錄下來。

在極權生活的技巧

艾未未在推特上,曾談到他在極權之下的生活技巧:

* 不在被奴役和被傷害之前進行自我奴役和傷害;
* 不合作,不相信權力的鬼話;
* 有自尊,為他人說話;
* 不犬儒,不信邪;
* 在知恥的日子裡快樂;
* 每天做一件小事證明你的存在。

是故,當他把成都的「恥辱之行」剪輯為《老媽蹄花》時,仍帶著一點的幽默與荒誕。大家在談論自己恐懼的經歴時,很日常,就像在「老媽蹄花」小店門前 吃夜宵一般,幾個人在黑暗中,以歡笑聲,安慰著心裡的恐懼,以自己細小的身軀向囚禁著他的「現實」邊界擠,哪怕只迫出一點點的空隙。

同樣地,在《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中,一群學者、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志願者,一面笑,一面在黑暗的房間裡看《老媽蹄花》,然後分享與評論公民如何 在當權者前,不亢不卑地實踐自己的權利,也是一個「知恥日子裡」的「快樂」場境,而當中的笑聲、憤怒、批判,正好灌溉在未來盛放的兒朵。

「政治現實」下香港

香港不是一個極權的社會,我們享有自由,但政治「現實」被牢牢的套緊。擁有自由的人們,面對著「現實」覺得沒有出路。結果,「五區公投」這運動,不敗在當權者手裡,也不敗在共產黨手裡,而是這種「實際」的考量。

若國內維權份子都那麼「實際」的話,艾未未不用去成都挨打,艾曉明不會把教席搞掉。「實際」的人,也許更會落井下石的說,挨打、拍錄像,救不了譚作人,反而弄巧反拙,激怒了當權者,大家還是先放棄自己的一套,與當權者把酒言歡,再勸勸他們吧。

是故,和平理性的公投被描繪為不切實際,「起義」口號差點被說成「煽動暴亂」。爭取了幾十年、被政權欺騙過一次又一次的「民主派」可以讓普選定義矇混過去,放棄爭取路線圖和時間表,搭上曾蔭權在風暴中強行起錨的「沉船」。

然而,在低下頭,把酒言歡共建和諧之間,謊言被吞進肚子裡,原來要追求真善美的靈魂,溶進「現實」籠牢的磚瓦之中,囚困著「不信邪」的「草泥馬」公民。

在自由的香港,我們能做的當然比國內戰友多,除了「每天做一件小事證明自己的存在」,可以集體地做些大事,刺穿「超錯」的「現實﹣謊言」。

歷史中的惡夢

回到《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紀錄片,正如其他艾曉明的片子,這不是一部好看的片子。相反,它鎖碎、鬆散,看得人心裡不舒服。我很少去艾老師紀錄片的放映會,因為心情會沉重得沒話說,偶爾會獨個兒在線看,但至今仍未把《我們的娃娃》從頭到尾看一遍。

儘管這些片子都承載著一個一個的惡夢,但希望大家會把它們買回家好好保存,總有一天它們會成為歴史的見證。大家一點的支持,亦會為國內的獨立錄像製作者,帶來很多實質上和精神上的鼓舞。

獨立媒體(香港)現在有約六十張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每張港幣五十元,大家可透過 paypal 訂購,或於七月一日在獨媒於灣仔克街的攤檔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