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的大遷徒,及其具體脈絡與效果 ——短評《未存在的故鄉.第一部》

周思中

想像中的大遷徒,及其具體脈絡與效果

——短評《未存在的故鄉.第一部》

曾經讀過一本關於1940年代末印巴分治的書,書名為《沉默的另一面》,書由許多篇口述歷史構成,都是由當時人講述英國人撤出所導致的大遷徙慘況。作者寫作的原意,是關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立國的印巴分治,一般論述都只關注政治層面,誰人執政、談判過程、政治利益如何分配等範疇;然而,整個由分治決定而導致的大遷徙,及這漫長過程中涉及幾千萬人所發生的各種暴力,與這些暴力對這千萬人所遺下的烙印,均是流行政治論述傾向忽略的。

事實上,印巴分治當然並不是唯一的,歷史上無數大規模遷徙,都是意想不到的暴力、貧困、戰爭等的根源。這些話題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其實香港也發生過一場想像中的大遷徙,與及一些人為了阻止這場想像中的大遷徙而作出了許多行為,結果卻無區別地有如任何實質發生過的大遷徙,造就了許多暴力、不幸及無可挽回的結果,這件事就是自一九九九年始港人子女居港權事件。影行者在所謂中港矛盾吵得沸沸揚湯的此刻,發表其兩部新作《未存在的故鄉:序》(下稱《序》)及《未存在的故鄉:只隔一江水》(下稱《一江水》),所需要的就不只是勇氣了,而展現出的也不只是陳情辯解,而是正本清源,寫出一部以庶民經驗為主體的香港移民簡史。

近幾年,隨著香港經濟越發不可收拾地依賴內地的熱錢、人流及各種基本必需品供應,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感覺卻沒有理所當然地越來越靠近。相反,一種夾纏不清的情緒卻越見沸騰,這種情緒偏向埋怨以至仇恨,不僅中國共產黨是萬惡的根源,內地人民的所有劣根性也是幫兇,所以內地熱錢、自由行旅客箇然炒貴物價窒息香港街道空間,雙非孕婦新移民等則搶劫本地福利資源。彷彿中國與香港原本是沒有關係的,或曰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的確有效阻了截任何「中國因素」滲入香港,而香港跟內地的關係(或交惡),不過只是近年的事,香港人要到買不到奶粉,或者周末在西洋菜街到處聽到所謂「強國語」,才發現地球上有中國人存在和跟自己有關係。結果是任何對新移民等內地人並不處以破口大罵直指地獄言論的人,彷彿馬上便會被貼上「左膠」、「賣港」和「共匪」的標籤。

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至少從移民/人口流動這維度看,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近代發展?《一江水》的內容基本上就是這經驗的重構。按片中說法,二戰後大量移民從內地來到香港,其實是某種政治經濟的權宜,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希望將內地沒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成員清除到香港,港英政府也樂得接收大量廉價勞動人員、資本及技術來驅動香港的工業化,結果就是所謂的「抵壘政策」,即任何非法入境者,若能抵達香港市區找到其親屬,便能申請居留權。然而,這項政策當七十年代末中國表明收回香港之際,便宣告廢除,實施「即捕即解」。

我們便開始面對本地移民史第一道謎題:冷戰氣氛下,港英與內地政治立場壁壘分明,人口流動卻存在可謂最灰色的灰色地帶,吊詭地一旦內地政府打算回收香港主權,即將香港納回中國版圖內的時候,將來屬同一國土的人民,其流動就開始面對嚴厲的審查制度。以至後來九九年終審法院判決後,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阻止港人內地子女來港,以至今天主流意見要求香港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相對於港英時代的抵壘政策,其實都在對面的一方。這難道不就是歷史的吊詭麼?今天許多香港人都站在一種香港立場,甚至懷緬某種殖民地時代主權和政治立場區隔的位置上,要求增加邊界阻截的強度;然而,最鼓勵內地人民歸順香港的,卻正正可能就是冷戰格局下的港英政府。戰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這段時間,又卻是香港人念茲在茲如珠如寶的「香港意識」形成的關鍵時候。從稍為長時段一點的歷史軌跡來看,甚麼人從甚麼政治立場上歡迎甚麼人,不僅沒有本質化的通則,甚至隨時能令一時一刻的高漲的「本土」情緒顯得尷尬。

此外,片裡另一難免令人有天網恢恢之嘆的,就是關於楊源柳女士的部份。筆者認識楊女士,是因為幾年前深水埗重建。她是其中一位今天稱為「劏房」戶,面對重建逼遷,家門前發現燒剩的冥錢。這又跟居港權問題有甚麼關係呢?她作為三位在香港出生的小孩的母親,之所以無法申請公屋,要不斷由一間劏房被逼遷到另一間劏房,原因就是她在香港並沒有完整的公民權。她的父母在香港辛勤工作幾十年,她在內地出生,她的兒女在香港出生,就是因為九九年人大釋法的效應,十年後她仍然只能憑雙程證來回中港照顧兒女,仍然未能申請公屋,也就是她反覆被逼遷這狀況的底蘊。無論你是否樂見她無資格申請公屋,只是,政策及政策之間有如謎宮般的傷害性,是所謂一般具完整公民資格者無法設想的。仇恨者可以落井下石叫她滾回家鄉,但楊女士卻很清楚,「一個人無可能沒有過去而活到現在」,父母不由自己選擇,歷史遺留下來的政策謎宮比父母更不由自主,要她承受各方情緒及道德指責,無異是「俾人搶野還被罵不帶錢在身」,她無奈地道。楊女士的一節在片裡當然沒有大團圓結局,餘音裊裊的問題,難道不是現在她哪裡去了,生活過得如何等嗎?

記得《麥兜》系列的電影中,有一節是麥太對麥兜說了一個故事,故事是「有一天,森林之王召開了一次森林大會然後散會」。很幽默吧,傾斜一點看,《一江水》所展現出的,就不僅是政策及政治的角力和鬥爭,也是森林大會召開和散會之間的空白,這種空白一般就以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連貫來表達,但人在當中的感受/烙印,人如何帶著這些感受和烙印繼續生活,勇敢和自尊地生活,卻只存在於瑣碎的日常之間,並不容易表達,更難以煞有介事的說出來。《一江水》裡楊女士的呈現,有政策描述,有十年經歷,有現身說法,更有一個長時段的運動作背景,她的遭遇雖然無法以影像及親身述說完全表達,或許也是多得這無法完全表達,整個由剪接技巧、批判觀點及歷史資料組織成的複合蒙太奇,才能造就恰如其份的虛位,刺激觀眾設身處地的想像居權運動這場從未發生的大遷徙,所造成的暴力和傷害。

從這點來看,也就更能發現《序》及《一江水》的氣魄了。《序》片長近廿五分鐘,除了最後七分半鐘,其餘全是同一型式的蒙太奇,從各地的新聞報導,梳理近幾十年發生的種種戰爭、貧窮、暴力、政治迫害、圈地、人口販賣、逃亡、建立圍牆、仇恨、剝削等全球性反人類現象,許多都與遷徙及其意味的邊界、圍牆等有關。看片的時候難免會認為這有點冗長有點吃不消,這或許就是創作者的把戲吧:還想怎樣?這已是將發生過或正在發生的事,作一簡無可簡的拼貼罷了。長與短只是與觀察者有關的範籌,對全球各地正身陷其中的人而言,為何發生如何解決怎樣彌補過程中的創傷等,才是恰當的問題。

結合看,兩部片不啻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當下的意氣、情緒及目光,容易令人對兩種視點盲目:一者是對人最基本的關懷,即我們有否將人當為人來對待,有否關心其身處的具體處境;以至能否耐性地思考所謂個別人遭遇的歷史形構,與及這形構中的人,長時間所受到的對待及效應,而不失諸將問題訴諸個人化的「貪念」、「稀缺」等。其次,若果邊界、遷移等問題並不是單一社會單一族群所獨有,我們又能否前進一點用力掌握其潛藏的政治、軍事、財團動態呢?兩種視角,一種內緣鑽深、一種概念拉闊,都是嘗試發掘某種並不是送到你眼前可直接觀察到的視角。這種嘗試,如此目標,難道不就是那「未存在的故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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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經濟的「本土」

周思中(有機農夫、獨立影評人)

影片末段,「哲理其萎」的橫幅在市建局收樓前夜,事先將揚的高懸在灣仔利東街May姐的樓梯舖上。已踏入盛暑了吧(土收是2005.11.5,那天是11.4),May姐 已是背心一件,不長的頭髮亦束起在腦袋後。橫搖鏡頭所見,當晚在場的人不多,甘甘在彈結他旁邊有人在唱歌。此時此刻在場者的心情,「極其複雜」之類的形容 詞已不勝負荷:長年累月的組織和抗爭,由下而上的民間規劃方案歷盡所有官僚程序最終也否決收場,與其望街興嘆倒不如主動提前祭祀。

 

這亦是構思及剪接《街‧道——給「我們」的情書》(下稱《街道》)的維怡首度出場(其實已到全片最後幾分鐘)之時候。全黑畫面的一個小框裡,但見維怡接過May姐傳來一大扎香,逐少逐少的插在一個臨時的香爐裡,框邊的文字說明大致是:她的心很亂,因為那一刻她不清楚May姐其實把甚麼遞了給她。而她,也不很清楚其實接過了甚麼。這段全程都滅了聲,詩意到極點。

 

看到這裡,筆者呆了。頭幾秒鐘還以為是由於維怡的天主教信仰,後來才想到問題其實內在於整套紀錄片的思考之中。上香是代表運動的死亡嗎?還是接過香 火就是「薪火相傳」?接了意味著需負起甚麼責任?怎樣才算不負所托?再者,都市重建運動的性質和座標到底為何?對香港有甚麼意義?是純粹的阻住地球轉/阻 人發達?還是伸張小市民草根階層的城市權利?它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問題?還是份屬人情味和關係的維度?十年的跨度又意味著甚麼?發生在此時此刻有否甚麼歷史 特殊性?

 

從這點看,相比起前錄影力量及今影行者種種戰鬥力十足的作品,足足三小時的《街道》其實更像人類學研究者的田野筆記。在田野裡,研究者會遭遇不同的 人,各種交往的模式,有明確動機或純出於慣習但都滿載著意義的行為,田野筆記的作用便是在不知何時才能整理出一套文化系統之前,將所見所聞都紀錄下來,並 附帶研究者自己的聯想及初步詮釋。

 

換言之,有別於以往作品往往都具備對街坊有培力(empowering)作用,或者在運動期間發揮即時的消息發佈或踢爆醜聞的短片,或者深描單一社區的人情關係等,《街道》無疑較為laid-back, 但這種後退卻又無疑是更為大膽。又有別於人類學田野研究慣常的單一部落,《街道》的對象散落在灣仔利東街、深水埗福榮街和順寧道一帶、中環結志街、北角春 秧街和馬鞍山;不只如此,當中還橫貫著十年的光景。這個田野其實有點抽象,這個田野是個概念:社區。少了在你一拳我一腳的特定運動中所必須負起的戰鬥功 能,作者便能略為抽身整理種種田野經驗,為一套更完整而進步的社區構想或願景草擬好必要的筆記。

 

除此之外,《街道》在另一方面彷彿同樣具野心。片中深水埗順寧道的何生所說的故事便是一例。話說在街頭做小買賣的何生有一次江湖救急,借了一千元給 另一位街上的朋友,後來要求他還錢時他竟賴賬說「不是已經還清了麼」?何生不憤其賴賬,便開始其個人的小追債運動:每天帶上小聲公在街頭唱衰佢。他之所以 敢於如此坦露,出於義憤也由於數目實在太小,找古惑仔暴力解決於對家而言也太勞民傷財。簡直如同修行,拜得神多自有神庇祐,最終何生也找到了債仔。但世事 也無絕對,對方說分期攤還,最後幾期也是不了了之。

 

沒有大是大非的結局,故事的關鍵也不過是區區一千幾百,追債的手法甚至有些少騎呢,與其說這反映了貧賤不能屈,即使草根階層亦有著不能否定的尊嚴,倒不如說社區就是充斥著這類毫不eventful的情節與關係。百姓不需要人以鑑賞家的眼光欣賞,但社區也不能以各種笑裡藏刀的發展論述「被拆遷」。除非香港社會人人都是大富翁,否則如此的經濟關係便會持續中介著普羅大眾與社區。

 

多年來,媒體以至坊間輿論不見得對各種社區、本土運動不知不覺,但不少都確實流於表面,強調集體記憶、懷舊、情調等,提供版面和篇幅每天都需要填充 的話題。由是看,以小型經濟來重新闡述社區,難道不正正是貫穿著片中印刷戶、電器維修、報紙檔、文具店、機舖、菜檔、車房、花牌師傅等的線索嗎?這些個體 與其說是一個繽紛而溫情的萬花筒,不如說是同一主題的變奏。馬克思老早說過,資本主義不僅追求盈利,它追求的是盈利的增長——這正正區別了街坊小本經營和壟斷性大企業之間本質的分別。小本經營不僅沒打算、也無能力以本傷人消滅競爭對手;恰恰相反,它們就是街坊和社區的日常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中介。

 

若十多年的重建、社區運動所開展的主題給主流媒體反撲、簡化以至扭曲得七零八落難以辨別;本土之提法也遭右翼及其他反動力量和論述詮釋得成為戀殖及 仇共的旗幟。以小本經濟重新整理本土論述的庶民性及相對於大資本的進步性,除了具體而在地,更是個具視野而挑釁性的提法。它不要求他人同情社區,街坊及商 戶自有其街頭的應變能力及生命力;它亦不會成為被壓迫者互相鬥爭的口實,國籍根本不構成被壓迫者之間的對立面。

 

說《街道》是一本田野筆記,因為片子提的線索仍有待開發及擴充。但維怡說接過May姐香火而不肯定接到手的是甚麼,太謙虛了。

討債,討不一樣的債——短論《碼頭與彼岸》

這篇周記本來有很多事情想提。菜園村的戰雲當然不在話下,政府明白知道問題所在,應做的不做,卻來隔星期黑社會式收地。上星期首度來作秀裝人性化清場,卻忍不住其嗜血的本質拋下兩星期後(即十九日)再來清場的預告。支援組成員及獨媒編輯朱凱迪的文章,條分縷析地記下了這條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的軌跡。菜園村村民及一班支援者星期三早上拿著磚——既是家園即將面臨被毁,同時希望儘快集體搬村的新家園第一塊磚仍未能擺好——走到位於中環美利大廈的運房局,嚴正的向政府要求儘快兌現協助村民搬村的承諾,也包括農民、租戶和廠戶許多未完的賬。本星期六又有菜園村關注組、反高鐵大聯盟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合辦的「蕉葉為誓 保衛菜園」大遊行。同一時間,菜園村巡守隊亦已開始每天護村的任務。

事情太多,反而想寫別的東西。影行者這星期六晚(即「蕉葉為誓保衛菜園」大遊行之後)將於中環愛丁堡廣場,亦即皇后碼頭原址放映新作《碼頭與彼岸》。其實關於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運動,社運電影節往年亦放映過《人在皇后》及《天星鐘聲》,今年於護菜園第二次高峰之際放映《碼頭與彼岸》,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時機與電影結合,可有甚麼意思?

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後,有評論指這是一件「事件」,即運動並不依賴某些既有的形勢或認識框架,反之運動創造出新形勢,與及重新扣連香港歴來社會運動 的新座標。這種說法有其洞見,當時當刻亦有其進步的意涵,但今天看來限制難免顯露:此看法未免太橫掃鈞千軍太絕對,適用範圍未能有意義地限定。以至這種看 法與後來發生的事情如何繼續能扣連?如果天星皇后的劃時代意義真的如此絕對,其後再發生的事情是否就是因循,往後發生的運動還可以有「進步性」的空間嗎?

帶著這個問題,我不禁想若將《碼頭與彼岸》倒轉來看,即由尾開始rewind著看,是否能為問題提供某種思考的出路?若倒著帶看,開始會是工人把貼 在皇后碼頭牌匾上紅色字「摩地大商場」的透明膠紙底撕下,然後是寫著「如果這就是結束 當初我就不會來」的字咭,之後是事件中被警察抓了的三位戰友,再之後就是小紅帽的軍靴與許多皇后碼頭留影和清場現場的叠影,再之後就是以類似sitar音 樂把整體感覺怪異化後的碼頭頂清場片段。把次序倒轉後的鏡頭連續,就像是(據說存在的)無情的歴史判官,你不會服它,但據說他就是存在,祂不僅是事情發生 的次序的最終決定者和保證者,這個次序本身亦就是一個判決。換個街坊點的講法,成王敗寇。

再換言之,事情的絕對意義,與在那個據說存在的判官給出的評價及教訓之間,總存在著一段性質不明亦不易處理的鴻溝。

齊澤克談及總會重複出現的歷史事件時,提出了一個相當值得思考的提法。他反目的論,亦即否認有歷史判官。但他所否認的,並非簡單的不認為事件有必然 的關係及次序。他認為,第一次的失敗,總會被理解為「某些價值/原則/理念/誓學係唔work既」,這種理解,當然就是按既有形勢和認識框架的理解,但也 就是誤認,而這誤認會構成他名為「符號債務」(symbolic debt)的冤案。誤認就是壓抑,而反彈和湧出就是以壓抑為前提。以至所謂的重複,說到底就是被壓抑的「某些價值/原則/理念/哲學」回來討債,而不是甚 麼樸素的失敗乃成功之母,或存在著某個在制高點的歷史判官所負責操作的「歴史必然性」。冤案不過是社會運動所主張的改變不發生或未發生的另一個名字。所謂 的「必然性」,不過是誤認/壓抑和討債之間關係的暗渡陳倉。

從這意義看,要反擊宿命論,要反駁世界「係咁冇得變」之類的說法,不能只指出某場運動的絕對意義/突破性,而是要辦別由這點至到判官的判決之間,有 甚麼東西給壓抑了,有甚麼債務產生了,這就是事情會再發生,並且最後有條件成功的阿基理斯足踝。從這意義看,《碼頭與彼岸》主體三部份的「人民規劃」、 「本土解殖」、「空間對決」等,難道不就展現了運動被壓抑了的「自主的人」嗎?而這,難道不是完全見諸天星皇后之後前仆後繼的都市運動、社區運動、居民運 動?

菜園村的事件,人民規劃已不止是口號式的提法,而是有如利東街的規劃圖、屋如何建等的實踐。而相對於原居民村的所謂散村所受的待遇,法例上和與原居 民對奕的不對等上,不就是殖民地年代的遺產嗎?到現階段的對抗,既是要守衛舊菜園直至新村築好,亦是所謂「時間換空間」,舊菜園需要守護多長時間,其實只 是為了孕育集體建村這個新家園能夠最終實現。種種方面,其實是沿著被壓抑的未竟之志,繼續咬緊牙關頂硬上。

電影主體三部份,筆者其實斗膽建議,不妨試試關掉音量來看。減去具體每個人精彩和不同角度的發言和訪問,仍會看到一張張自信而眼裡有光和熱的面孔, 與及他們直接短路到烏托邦的身體動作。這是科層裡的機器、歷史的既得利益者和對世界失去熱情的犬儒者所缺乏的——當然他們也會盡力壓抑他們所見到的熱與光 與自信。歌仔也有得唱「one man’s freedom fighter, is another’s terrorist」,自主的人是危險的,因為他們看得出現實不過是權力絕望地要維持的大謊言一則。

《碼頭與彼岸》不一定易明,也不一定好看,但它其實召喚著每個人承認運動和抗爭並不破壞和諧,相反它提醒每人都有責任討回人們被剝奪的自主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