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的抵抗--阿賀河的日常抗爭(三)

(本文為第八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影片《阿賀河上的生活》的影評,

影片放映:日期: 17/10/2010星期日| 時間:7:30pm| 地點: 鯉魚門榕樹頭,地圖請去http://smff2010.wordpress.com/)

(本文的第一部份:https://leftfilm.wordpress.com/2010/10/13/agano1/

第二部份:https://leftfilm.wordpress.com/2010/10/14/agano2/)

李維怡

最後,當然是有關告訴你這個故事的人,佐藤真與拍攝團隊了。

我本人對於許多旁白的紀錄片,一向沒有太大的好感,總覺得有個自命有上帝視覺且事不關己的人,在旁邊指手劃腳,好生奇怪。不過,《阿賀河上的生活》 這片裡的旁述,是讓我甚有驚喜的。影片裡的旁白和字幕,同樣是負責旁述的功能,有時是拍攝隊伍用好有感情的聲音講出一些事情,有時是用很美麗,彷彿是拓印 似的日文書法寫出來的。什麼時候用旁白什麼時候用字幕,似乎沒有一定的定律,但又有一些傾向。我感覺到的是,有時彷彿一些很重要的訊息,或者好似是作者不 想打擾那個螢幕中進行的事件時,就會用全畫面的拓印似的書法字,帶出訊息,而不用旁白。用旁白時,卻不太像一般的旁白,而是像一個孩子,很誠懇地,在向一 個朋友,講述著一些親近的長輩的生平與瑣事。當中,不無一種懷念的情緒,這也不難理解,由於這些老人家已經大多屆七、八十歲,而且是傷患病者,所以,相伴 一起的時間,可以想像,並不會很長了。事實上,米餅爺爺加藤在拍攝期間,剛好過身了。

就由於作品內到處呈現著這種拍攝隊伍與被拍者的親近關係,就會有人談到:脫離政治的包袱,走入生活,真是好啦;或者反過來:脫離被壓迫的人的鬥爭, 軟性懷舊,實在無意義。不是我瞎猜啊,網上所紀錄,在台灣放映後座談裡,真的有這類討論,只不過,還未找到這個討論的仔細內容。

「走入生活」的政治意義

從一個對佐藤真放映後座談的文字紀錄了解到:「導演提到開始進行拍攝工作時,確實有搞運動的人士極力希望片子能從「運動」出發,做為抗爭之用。但另 一方面,患者也提出希望片子能呈現出「人的尊嚴」, 呈現出即便是做為患者也是極具尊嚴地存活著的。」文字紀錄談到,導演最後選擇了後者,「雖然因而失去了運動人士的資金補助,也就脫離他們的要求與控制 。」

紀錄該談話的學生說當時導演決定「離開『運動』,走入生活」,我不知這是否導演本人的話。我自己不會這樣把「對抗不公義的制度」和「生活」做為一組 相反對立的概念,也沒有在《阿賀河上的生活》中看到這樣的對立(反而看到了融合)。再者,我認為把這兩個概念對立起來打架,絕對不利於對公義的尋求:我們 對抗不公義,是為了讓所有人過有尊嚴的生活,不是嗎?

然而,我也看到該學生寫「運動」二字時用了引號,根據上文下理和對引號的理解,我認為應理解作「某種運動」之意。如果有聲稱搞社會運動的人,表示運動中的弱勢社群的「人的尊嚴」的重要性低於「宣傳運動」,那這種「運動」,的確需要被摒棄。

從社會運動者的角度來看,你看那時間的幅度:1965-1992,如果爭取一件事的公道長達廿七年,每隔一段時間就上法庭,這個爭取無疑已是你春來 秋去的一部份。為尊嚴和為公義的抗爭,如何與受壓迫者的日常生活扣連成一個整體,這是我在影片中所看到的一種景象。我想,運動的組織者,必先明白與了解, 才有與弱勢社群共同抗爭的基礎吧。佐藤真自己也說過這個作品是師承小川紳介和土本典昭。農業發展、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權力不平等的思考貫穿小川和土本的作 品。與其說「走入生活」,我想,寫得確切一點,是「走入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日常生活」,換句話說,不是用運動綱領帶動一切,而是由下而上地,了解社會運動 的價值原則,如何與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日常生活緊扣,不是「主張」帶起運動,而是「人與主張」如何結合而令持續抗爭成為了可能。

佐藤大叔所講的「走入生活」,應該作一種這樣的理解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走入生活」就成了一種與當時的當權者,以及當時的某些運動者不同的政 治取態,而不是一個去政治化的懷舊村史了。同時,你留意一下片尾的字幕: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這影片,是由全國1400人的捐款而成全的。有為運動搞過籌 款的人都會明白,籌款的過程,其實就是把運動的理念發揚、傳播的過程了。

可能,當初撤資的運動者,不知有沒有想過這些可能性呢?


走入生活的更進一步:想不到的抵抗

在小川的紀錄片系譜當中,之所以關注到農業,不只是因為對大自然之愛,也不只因為農民最窮苦最受壓迫,而更是包括了對未來的願景,即一個美好的世界應該是 怎樣的。而這些帶濃厚人文關懷的電影工作者,所關心的,是農村生活呈現一種人與自己每天花最長的時間做的工作,呈現一種有機的關聯。農耕本來是一種創造性 的行為,而創造性行為最大的特徵就是人與自己的勞動,與自己勞動的成果,都是直接有關聯的,而並非一種切割、異化的關係。同時,人可以依靠非異化的勞動, 換取自己基本的生活資源(對於做樓奴的香港打工族來講,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吧)。人在天地、社群中的生活,也如上文所講,是有機的,靈活多變的,而不是老闆 所操持的生財機器的一部份。再講,爭取公道達廿七年,這個爭取的本身,就是自我尊嚴的體現,對自己所屬的命運共同體的尊嚴的確立。

吾友朱凱迪曾另一篇文章中引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對新資本主義社會的診斷,容我在此借用:「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 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把阿賀河上的生活的最美麗的特徵用菲林保存下來,對這些老人們的致敬,把這些都傳揚開去,這個動作本身已是對非人化社會的一種異 質聲音了。雖然,到底我還未聽導演親口談過,不過,有時,抗爭並非單純出於主觀意願, 有時當你認真堅持說出心中相信的話,或者堅持你某種「不合時宜」的生活方式,你就已經在與不讓你發出這種聲音的強權體系產生抗爭的關係了,即使這並非你原 初的意思。不過,以六十年代參加社會運動的日本青年佐藤和攝製團體而言,身處禮崩樂壞的當代洪荒裡,我心底仍頑固地相信,他們並非以這種不知不覺的狀態, 走入與抗爭有關的紀錄片的吧!

附錄:以下為網上抄下來的佐藤真作品年譜
89年進入阿賀村落共同生活
92年自主完成第一部紀錄片「阿賀的生活」,獲得日本芸術選奨文部大臣「新人賞」

隨後拍攝:
描述殘疾者生活與藝術活動的「正午的星星」(1998)及「花子」(2001)
探索早逝的攝影家牛腸茂雄(36歲)的影像心貌: " Self and Others " (2001)
12年後重返舊地的憶故及反思 : 「阿賀的記憶」(2004)
探討中東和平議題的 : " Out of Place : Memories of Edward Said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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